我国转轨期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资本化路径(1)

「内容提要」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存在形态，是政治权力资本化和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双层面互动与结合的产物。在我国转型期，由于体制接轨存在缺陷和市场机制不完善，权力资本化利用新的路径不断形成和扩张，进而衍生影响深化改革、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明显的外部性效应。因此，抑制权力资本化的形成、膨胀与蔓延的路径，是我国推进改革、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必须重视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关键词」转型期/权力资本化/路径/控制

　　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存在形态，不是政治特权谋求经济权力的单一层面，而是政治权力资本化和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的混合产物，它充分体现着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经济权力向政治领域相互渗透的内在要求。从政府的公共性和资本的外部性来看，政府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存在着内在矛盾，但研究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看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是必然要结合的而且能结合得相当默契，这就使得政府的政治权力具有资本的经济特征，资本的经济权力具有政府权力的政治特征。当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在政治权力结构体系中的权力形态出现了权力市场化、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异化趋势，而权力资本化是权力异化形态存在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目标形态。

　　一、传统社会政府的政治权力的释放形态

　　“权力资本化”指的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政府公共权力，以及通过资本的经济活动来获取政治特权的方式，来谋取个人或集团的非正当的额外利益或垄断利益的行为。判断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是否资本化，应当看是否满足了三个条件要素。一是社会形态是否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二是政府是否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对社会资源具有强制性支配力；三是政府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或利用资本的经济权力购买到政治权力的购买者主观上是否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购买到的权力来攫取额外利润或垄断利润的动机。

　　在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社会，政府直接占有公共财产，垄断经济资源，从具体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实行全面干预，不存在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交易过程。而即使政府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或利用资本的经济权力购买到政治权力的购买者主观上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购买的权力来攫取额外利润或垄断利润的动机，但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政府的政治权力并不具备权力资本化的另两个条件要素，因而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并无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实现权力资本化的客观路径。在传统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和释放形态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单一层面异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利用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高度集权方式，采用行政性、指令性的手段整合社会，垄断和支配社会资源，控制私营资本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由于没有私营资本主体的存在，自然就不存在政府政治权力与资本经济权力相结合，谋取特殊利益的客观可能性。政府的政治权力异化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拉关系、走后门”，凭借亲朋好友、政府官员的人情关系和人事关系，在安排工作、分配住房、提职调动、入党升学等方面行使特权，并不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谋取特殊利益和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客观基础，并且权力拥有者所得利益还相当有限。这种权力异化并不能称之为权力资本化，但其却为以后的权力资本化的形成提供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转型期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路径依赖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逐步转变。而伴随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混合发展，社会生活将发生更大更快的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将更加明显，经济因素在社会关系运转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由凸显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秩序的政治一元化社会转为经济因素在社会管理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经二元化社会。反映到政治层和管理层，就是资本在社会关系中和权力场中所拥有的控制力也将越来越大，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色彩也将会越来越浓。当前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政治权力结构趋于资本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基层公选制的推行。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前我国较基层部门领导人或部门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通过公选产生。参选人范围很广，但在目前，最终中选的人除符合一般的条件外，还附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权力基础或资本实力。中选人在参选时更多的宣称代表公众利益，总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本钱或资本实力，予以选民一定的现利或期利，获取选民的选票。而选民为了获得参选人的利益承诺，极有可能把手中的民主权利和选票当作商品出卖，因而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参选人，中选的机会更大。而事实上这类中选的人不过是想通过选举获得个一官半职的，捞点政治资本，而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中选者很有可能背弃曾经的许诺，利用政治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经营并扩大资本实力。

　　二是民营资本的渗透。这是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资本的经济权力渗入政府政治权力场并利用政治权力场谋取经济权力的突出表现。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引进民营资本，给予民营企业许多优惠政策。一些名望较高、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为在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的，为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经营关系网、铺平道路，使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更好的结合，也都竞相入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等。于是，许多民营企业家们总是利用的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已有的关系，明着许以现利或期利（如承诺搞项目投资、地区投资、家乡投资，带动项目事业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家乡经济发展，贡献某项事业、某个地区或家乡等）正经参选也好，还是暗着动用各种关系贿选也罢，总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当顺利入选后，这些民企家们的头衔会立刻变为“某某委员、某某长、某某企业家”，相当响亮，相当有分量，堂而皇之的跻身政治权力场。同样的，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这些“委员们”一旦当选，也总会利用自己的一官半职，利用自己在权力场的关系网，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谋取利益，壮大自己的资本经济实力。一些民企家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使得权力结构体系中，资本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结构体系除具备某些原有的体系色彩和特征外，还将具有资本权力化、权力阶层化等新的特征。

　　三是企业改革的管理层收购。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方位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此时完全服从国家的政治目标，企业领导者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国家公务人员，具有双重身份。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革已经深入到产权改革深水域，一些地方政府为谋求区域经济利益，通过管理层收购方式变卖、贱买国有企业，一夜间造就了众多合法的私有企业家。其中大多私有企业家的资本并不是通过纯粹的商业经营积累起来的，而是利用自身的特权优势，掌控资源优势，制定收购规则，主导企业市场化改革，通过产权制度的安排使获得的财产合法化并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廉价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对国家财产的合法占有（当前我国法律还未能明确管理层的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企业经产权改制后，其归属由原来的国家或集体所有，转为管理者的私人或小集团实际占有，必然要发生与原先国家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价值趋向。企业由国有或集体所有转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有，企业私有者由既是企业管理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转为只是单一的企业管理者，但是企业私有者同时收购的不仅有获得的廉价企业资源，同时还有随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企业私有者为谋求企业利益，总会利用其自身原有的政治资源和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甚至利用政府官员通过设置障碍性壁垒限制其他市场主体进入和竞争，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形成行业竞争优势，攫取行业垄断利润，达到企业资本的价值增值最大化。

　　四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寻租。这既是政府政治权力异化的路径，又是资本的经济权力谋求政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和终极路径。权力寻租的主体是具备支配政府资源绝对权威的政府机构或其机构中的某个具体官员，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是权力寻租的必然结果。权利主体要实现权力资本化就必须还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以及政府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这两个条件。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完善并不断发展，政府着力并不断培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不仅允许而且不断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使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扩张。同时，又由于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太合理，现实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资本的经济权力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合在这一历史发展和经济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政府中掌握着干预经济行为权力的官员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在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会通过政府权力对政府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政治分配，实施市场进入限制造成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而资本的经济权力为了增大获取这种稀缺机会的机率，必然要对政府的政治权力进行渗透，进而利用用资本的经济权力换来的政治权力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最大化。如此，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一拍即合，各谋所求。政府的政治权力制造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导致权力异化、滋生腐败。在转型期，从土地批租、金融腐败和公司上市以及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程序腐败，直至买官卖官，无不显示着政府的政治权力寻租行为的抬升势头。政府的政治权力的寻租行为必然会强化政治权力结构资本化的色彩，并为资本的经济权力攫取政治特权提供更多的制度路径。

　　三、权力资本化的诱发性因素及其外部性效应

　　大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权力资本化的现象。权力资本化的存在有其社会发展背景、制度基础和体制空间，具体来说，我国转型期权力资本化的产生，是由于在社会转轨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法制不健全、政府职能不明确、市场行为不规范以及权力监督的微弱和制衡的无力等诸多因素混合的产物。

　　1、权力对资源的垄断与支配性，这是权力资本化最根本的制度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并获取高效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是“按要素分配”。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政府的政治权力往往也受到资本的经济权力的限制，也就是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并决定政治权力的运行，但各种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是由一定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权力就是对资源的控制力，这里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政治权力主体总是根据其总体发展目标函数决定资源配置，利用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支配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因此，政治权力主体为达到谋取经济权力、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运行目的，总是利用体制缺陷和机制不完善，通过直接占有或支配公共财产的机会获取额外利润，尤其是在垄断领域，政治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力主体联合通过控制要素供给、限制市场准入、设定市场游戏规则等方式，设置垄断特权垄断市场机会，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2、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这是权力资本化存在的内在因素。政府的政治权力异化为特权利益和权力资本，无论有多少政治的、经济的或是环境的因素，最终还要归结于人性的自利性、物欲性因素。在改革的浪潮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在寻求自身的价值定位，社会的各种欲望和贪念在躁动、激荡。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权力主体不得不谋取特权进而来谋取额外利润，另外社会的物欲化思潮也在诱发权力主体过分利用权力掠夺财富。由于政府的政治权力也受到资本的经济权力的限制，而权力主体又经不住经济权力的诱惑，权力主体总是要敢冒被法律严惩的危险，通过多种非正当方式攫取特权利益，使自己成为集政治特权和经济权力于一身的权贵官僚。尽管政府制定各种法律制度，严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一个接一个被挖除，但依然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互勾结谋取政治特权和资本价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问题的根底就在于人对私有利益的无节制追求。

　　3、转型期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的体制模式，客观上要求与之匹配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能保持一定的运行效率，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的健康运行和社会资源的高效益利用。但大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存在市场发育不良的问题和政府利用行政权力配置经济资源并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的现象，因而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制度基础。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法规和管理机制不完善，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企转制过程中，难免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勾结，利用市场体制缺陷和管理不规范，设定市场游戏准则、垄断一定的资源、盗窃公共财产、实现权力资本的价值增值并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