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教育家

[摘要]教育家作为对教育本质有深刻体悟、对教育信念有执着追求、对教育事业卓有建树的教育及文化大师，是教育精神和品格的活的标本和示范。在教育家的称号中聚集了社会对纯洁、高尚、正义、良知、文明等美德和理性的期待和寄托，对其指称应该谨慎而恰当，切莫误用和滥用，以维护教育家称号必须的纯洁性和珍贵性。
　　[关键词]教育家；教育官员；教育品格
　　
　　近些年来，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所张扬的强烈的功利意识和欲望，使“白衣天使”、“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传统美德承载者身上的高洁色彩顿减，只有科学家、教育家等极少数称号尚能保持未被世俗风气污染的纯洁和高贵。这些称号内涵的纯洁和高贵，与我国极少数的未被污染的自然资源一样，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极其稀缺的文化资源。珍惜和维护这些稀缺的纯洁和高贵称号，把它授予或留给那些名副其实的、真正有资格得到的仁人志士，是我们社会应有的品格和责任。然而，在目前的一些报刊文章中，教育家称号也有被滥用的迹象。比如：在2006年3月23 的《南方周末》上，就有标题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家”的文章。对此，作者疑惑的是，难道教育家还能够被区分为人们是否需要的两个群体吗?如果“我们(社会)不需要”，那还是教育家吗?细究该文背景，才知道该文是对表示“政法大学今年将在全国各省的本科招生中，首次实行按照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表达赞赏之情的，因而欣喜地欢呼“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家”。作者虽然也与文章的作者一样非常赞赏徐显明校长为推动中国的教育公平而作出的努力，也因此而对徐校长和文章作者深怀敬意。但细观该文所依据的材料，则以为标题中所使用的“教育家”称谓过于简单和随意。而存在于这种随意看法后面的对教育规律的漠视态度则更令人忧虑。
　　在笔者的印象中，教育家应该是一个十分崇高的荣誉称谓，它是社会对于那些真实地推动教育文明和进步的人们的最高赞赏和褒奖。在教育家的称号中，凝聚了社会对教育家们真挚的尊敬和信赖。它们不是任何机构可以通过行政权力或话语权力随意封赐或任命的，而是人们基于自己由衷或真挚的尊敬和热爱赠与的，是产生于人们心中的。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往往集社会责任和良知于一身，他们不但在对教育本质和精神的理解上具有真知灼见，而且在教育的实践上能够开拓创新，树立和引领一代教育风气。在真正的教育家身上，可以说积聚了社会中极其优秀的思想和品质，他们是高尚、文明、理性、学识、正义、爱心、责任感、社会良知等诸多美德和高贵品质的化身。如同科学家是科学成果的创造者、艺术家是艺术成果的创造者一样，教育家是教育成果的主要创造者，是推动教育进步的重要力量。
　　综观中国教育史，凡是被尊称为教育家的人，都是德行高洁、视教育精神和品格为生命追求和道德操守的人。他们忠于教育宗旨而不为世俗所囿，秉持教育精神而不为权势所屈，他们是教育精神的体现者和实践者，是教育境界和品格的活的标本和示范。他们虽然学富五车却能虚心向别人学习，并将国内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作为奠基自己教育思想的基础或条件，作为自己进行教育创造的依据或思想源泉。他们或许曾经向古人学习，向同行学习，向外国人学习，但绝不是生搬硬套外国教育理论的“文字贩子”，也不是亦步亦趋的“效颦东施”，而是在学习别人先进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他们的教育思想、观念、境界、品格一定是独特的，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是熔铸和凝结了自己的个性品格和理想追求的。他们在教育工作中依据的规则，往往不是来自政府机构的、本质上为行政规则的规则，而是由自己的教育理想、境界、信念内化的“教育法律”。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真知灼见和深刻领悟，很自然地体现于自己的治校方略和工作方式之中。比如：蔡元培“三顾茅庐”礼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聘没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为北大教师；陈序经从广州专程恳请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任教，并长期对其持弟子礼。他们虽然置身“体制”之中但绝不拿教育原则和自己的教育信念做交易，比如竺可祯主持浙大校政之前向“委员长”提出的“约法三章”(不许干预校政、保证经费充足、任期半年)，蔡元培先生关于“我绝不再任这不自由的北大校长”的通电声明。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惜舍弃显赫的名誉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比如陶行知辞去中央大学教务长而办晓庄学校，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而投身乡村(教育)建设运动，胡适多次拒绝“人阁”而终生不党不派、“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不回避危险”，矢志不渝于教育。他们虽然会顺应时势采用一些活动的策略或不得已地屈伸，但他们都不会视策略为目的，为教育进步和发展的目标和信仰不会改变，特别是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教育信念和原则。比如陶行知为了晓庄学校的生存甚至向蒋介石“化缘”，张伯龄为了南开的生存不得已接受“中央考试院长”的任命等。总之，教育家是一群甘愿为教育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视教育宗旨和精神为生命的人，是为教育进步不惜舍弃自身利益的人。可以说正是这些真正的教育家们的本色行为，才为我国的大学积聚了丰富而感人的

历史和传统，而人们对他们的尊重和敬仰也是极其真诚和发自肺腑的。
　　反观时下有些文章中被指称为教育家的人，其依据往往不是基于他们在教育思想创造方面的杰出贡献，或者是在教育业绩方面的卓越建树，而是因为他们是著名大学的校长或位高权重的教育官员。显而易见，这些文章是将教育家与教育官员的概念混淆了，他们以为教育官员与教育家是可以相等的。而只要诉诸简单的教育和文化常识，就可知二者是有区别的：一是教育家作为一种荣誉称号，是人们基于真诚的尊敬和崇尚在自己心中授予的；而教育官员则是一种教育行政职务，是需要通过一定的行政程序委派或任命的。二是教育家的荣誉是无限的，是可以伴随其终生及世代流传的；而教育官员的任期则是有限的，其权力是会随着职务的卸任而消失的。三是教育家是以教育事业为精神追求和生命寄托的人，他们不仅具有深刻独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而且还有世人所公认的教育建树。教育家们往往视教育本质和宗旨为自己的精神生命，为此他们可能不惜舍弃自己的名誉和利益。教育官员则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角色，对上他们往往是一个执行者，只能贯彻和落实上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而不能有不同于上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对下他们只能传达和布置上级的要求和任务，遵循上级制定的规则来处理各种事务，不能超越有关规定。他们追求的工作目标，往往不是教育本质的实现和教育精神的体现，而是上级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的满意。他们追求的教育目的，往往不是自己内心自觉认同的教育目的，而是上级规定的教育目的。四是教育家可以因为社会 原因而去做教育官员，比如张伯龄被迫离职南开大学校长而任中央考试院院长，傅斯年在北大校长任上被调去任教育部长等。但教育官员不能自然地成为教育家。教育官员如果要成为教育家，则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必须修养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推行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文化，将自己本质性的以权力服从为宗旨的教育管理方式，转化为以体现教育本质和规律意蕴为宗旨的管理方式，使自己执掌的大学或教育机构出现本质性的进步和变化，赢得人们心悦诚服的赞赏和肯定。五是人们可以根据教育官员的表现对其作出是否称职、进而是否需要的评价，但却不能对教育家进行这样的评价。因为教育家就是教育家，其价值和意义不容置疑。教育家之间只有风格的不同，而不存在是否需要的问题。有谁听说过哪个社会宣称他们不需要教育家吗?
　　联系我国大学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大部分的高校领导还只是教育官员，他们当中还很少有人具备真正的教育家的内涵和境界。当然，我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首先，我国高校领导人选拔的基本标准是行政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他们在被任命时就被确定了行政级别，并且根据大学的背景和实力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大学校长作为政府的代表，首先需要履行行政官员的职责，以对任命他们的行政机关负责为第一原则。其次，他们在大学治校活动中，主要秉持的还是行政的规律和逻辑。在大学的行政管理活动中，他们一方面是上级行政命令的承接者和执行者，以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时期性、权宜性工作任务为目的。即使这些任务是非教育的、甚至是与教育本质相悖的，他们也不能拒绝。一方面是行政权力的普及者和强化者，使行政权力极度地膨胀和放大，以至于在我国高校内部，官本位的风气甚嚣尘上、铺天盖地，覆盖了高校的各个角落，学术权力则极其微弱甚至沦为空白。再次，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本质上仍为计划体制，这种体制要求大学校长必须以服从上级指令为原则，而不能以自主决策为原则。在这种体制下，大学校长们名义上握有大学行政的管理权，实际上在内要服从校党委的组织领导，在外要完成政府管理机构布置的各种任务，其思想和组织活动空间极其有限，基本上无法发挥教育家的创造性或开拓性作用。虽然有些大学校长在某个短暂的时期或特殊的情况下，可以推行一些体现自己个性的创新性措施，但他们主导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在现行的体制下往往难以持续。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很大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的被免职，就是现行体制中教育家精神难以彰显的明证。所以，我们虽然理解大学校长们难以成为教育家的原因，但不赞成因此而降低教育家的标准，简单化地把大学校长换算成教育家，因为这种换算出来的教育家是没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
　　而人们之所以习惯于将大学校长换算为“教育家”，笔者推断可能是由于在我国教育界曾经长期流行的“(让)大学校长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家”口号的影响所致。因为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有些人已经习惯于把大学校长当成教育家。亦即不管担任大学校长的人是否具有教育家的素养和建树，都认为他们就是教育家。对于这种极具随意性的口号，本是无须当真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具有善意的、但缺乏起码逻辑基础的假口号，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意义。试看在该口号提出的10多年中，有谁实现了这种转变呢?因为教育家不仅要具备极其深厚的教育学知识素养，而且要具备极高的教育境界和道德操守。他们是引领社会风气的文明灯塔和道德楷模，其所持学识、见识、胆识是需要在“淡薄明志、宁静致远、以天下为己任”的心境和气氛中修炼出来的。并非是领受了行政指令、担任了大学校长职务的人自然就能具备的；也不是那些本来就缺乏对教育深刻理解和体悟的人，通过所谓的“岗位练兵”或“党校培训”便能够速成的；也不是别的领域的专家仅仅由于被任命为校长便能自然成为的。近年来我国有些著名大学校长的言论之所以屡屡被质疑，即与他们本人的教育学理论修养欠缺及教育境界过于工具化有关。如同

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头衔不能通过规划和任命产生、只能依靠自己的科学成就和艺术成就产生一样，教育家的头衔也不能依靠规划和任命产生，只能依靠自己的教育理论成就和教育实践成就自然获得。
　　其实，何为教育家?何为教育家的思想或理念?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无须我们繁琐论证的。只要认真地拜读一下我国上世纪前半期有些教育家们的文章和著作，认真阅读他们对于教育、大学的著述，就能理解什么是教育家和教育家的思想了。比如蔡元培先生“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大学理论，陶行知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思想，梅贻琦先生“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思想，竺可桢先生“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的教育思想等，既为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又是极具个性的至理名言，其思想光辉虽历时数十载而经久不衰，仍然使人衷心叹服且感真挚亲切。反观我们今天有些大学校长的文章，则明显地缺乏境界高度和思想深度，其中浓厚的功利性、工具性意蕴和趋向，使其高下一目了然。与蔡元培等先生相比，我们有几人敢自诩或坦然承认自己是教育家?这些先贤们的教育思想既让我们深受教育，又使我们惭愧和汗颜。他们的信念、境界、精神、品格、气节，都巍然如高山，需要我们来登攀。我们虽苦苦追求却仍然无法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我们虽自谓真诚却羞怯于他们的胆识和气节。正是他们当年的辛劳和努力，才为我国的大学奠定了良好的思想观念和规章制度，使我国的现代大学在起步之初就能有较高的起点，并由此而积聚了辉煌的历史和传统。而我们由于长期在简单、浅显、甚至虚伪的文化中生活，不仅对“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等大学传统非常陌生，而且对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何谓教育家这样一些常识性问题也似是而非，模糊不清。而我国目前的大学校长们，要想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可以说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那种以为担任或担任过大学校长的人就自然而然成为教育家的想法，可以说是十分幼稚和浅薄的。众所周知，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教育业绩都是与那些执着的教育家连在一起的。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崇尚和称颂的教育精神，都不是抽象的理论和观念，而是由教育家们的教育成就凝结而成的。事实上，教育家的出现是与教育的成就相互映衬的。因为有了诸多著名的教育家，所以才会有教育的繁荣和辉煌；而教育勃兴和繁荣的时代，也必然是教育环境宽松和温暖、教育家的思想和追求被尊重和保护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必然会有众多的教育家涌现。而在教育品质低下、教育风气浮躁、功利、庸俗的时代，教育家则无疑是稀缺或罕见的。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中，教育的主体性被其他因素淹没了，教育家的思想和追求被边缘化了，教育领域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或者是政治，或者是经济，总之不是原本最应该一是的教育家。而教育的非教育化，使教育失去应然的高洁灵魂和品格，蜕化为权力的奴隶或逐利的工具，教育健康发展需要的正气缺乏，而渔利、势利、庸俗、投机的风气盛行，其不正常的追求和欲望使教育屡屡成为乱收费的重点、成为学术腐败的重灾区，从而使真正的教育家成为稀缺资源。退一步说，在这样的时代里真正的教育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无疑不会太多，而期待真正的教育家则在很大程度只是一种奢望。所以，以那些似是而非的标准给一些本质上只是教育官员的人乱贴教育家的标签，不但无益于教育的健康环境建设，反倒会给教育的思想和理论领域造成混乱，助长浮夸风气的繁衍和泛滥，降低教育精神和品格的品味，加深人们对教育品质的轻视和不屑。君不见在当前的教育界，有多少身不在大学、学不足以教的人，却依据权力或金钱攫取了“教授”、“博导”的头衔，其中隐含的“逢迎”、“交换”、“功利”意蕴已经使教育变得非常猥琐和卑贱。而作为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对此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谨慎，因为真正的教育家的存在与否及其作用发挥的程度，是教育生态水平的晴雨表，而把教育官员换算为教育家，容易造成教育环境清洁、教育机制合理、教育风气纯正的假象，使我们丧失对教育生态的理性判断，减弱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意愿，迟误教育实质性进步的速度和契机。这无疑是任何一个对教育怀有责任的人都应该深思的。
　　立足中国的教育进步，我们期待中国的教育界能够出现众多的教育家，期待在他们的影响下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恢复以往的纯洁风气和良好声誉，并且推动我国教育产生实质性的进步，然而实现这个期待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关于教育家的准确的标准或概念，从而使我们的期待真正成为促进教育家产生或涌现的温暖土壤。所以，作者以为与其依据“中国特色”的逻辑为缺乏教育家素养的人乱贴教育家的标签，不如诚实地对我国高教领域中目前存在的数字化泡沫、官本位风气、学术腐败等问题进行反思，严肃认真地清除体制弊端和文化垃圾，踏踏实实地建设优良的学风、教风和校风，创新性地建设现代

大学制度，使我们的大学教育名副其实，真正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策源地和加油站。而当我们的教育环境健康了，教育机制和谐了，真正的教育家自然而然地就会涌现出来。这或许才是我们应该做出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