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帕德探讨了艺术领域与行动主义之间潜在的会通,引用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为什么一些艺术家不能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作些抗议,而另一些却能在博物馆的殿堂之上就爱滋病大做文章……这没有理由”。这些个例都是在同性恋共同体的活动中找到的,尤其是由爱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idscoalitiontounleashpower),即“爱解”(“actup”)组织的大型的公开示威。这一组织于1987年在纽约成立,由于他们公开与那些阻碍预防和治疗爱滋病的个人和团体对抗,迅速的名声昭著。纽约的大主教发起反对预防爱滋病教育的运动而成了众矢之的,这些抗议的高潮是爱解(与女性主义组织“妇女分健康行动和动员”,wham(women’shealthactionandmobilization)暂时结盟的时候)破坏了此人1989年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年举行的弥撒仪式时达到了高潮。就像所有“爱解”的示威一样,视觉冲击至关重要。宣传这次行动的海报在几周之前就一直覆盖了城市,在集会时则在人群上方飘动。在大教堂里,行动主义者举行了一次“拟死示威”(他们躺到了地上),把避孕套扔向空中。计划和实行这次活动的过程由“爱解”纪录下来,拍了一部电影,题为“制止教会”(stopthechurch),这使得活动在主办者的紧密控制下进入了表像领域。
这种对“视觉形象”的重视是“爱解”的典型作法,该组织从纽约艺术界吸收了许多成员,其中相当多人死于爱滋病。与后现代主义一起成为爱解的成果的,是它传留下来的行为艺术,这些在冒头时就得到了像道格拉斯·克瑞普(douglascrimp)这样有名的批评家的评论。1987年,克瑞普在《十月》上发表了一篇献给爱滋病患者的文章,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刊物与政治行动主义之间勾勒出线索分明的联系来。在这篇以及他后来的作品里,克瑞普向公众介绍了“爱解”的装置作品和示威活动,明确地把它们与下列问题联系起来:“身份、作者权威、和观众——以及这三者通过表像活动被一起建构起来的方式——是如何成为后现代艺术、理论和评论的中心的”。关于“爱解”的海报,克瑞普说,“对作者权威的破除导致了匿名创作和集体创作的实行。对原创性的破除产生了诸如‘好用就用’或‘如果不是你的就偷来’这样的格言”。32)
在“爱解”的海报里很明显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感受力,像克鲁格的作品一样,这些海报将大块的文字与四处提取收集来的图像结合在一起。事实上,“爱解”一幅著名的图画《我不合时故我在》(iamoutthereforeiam),借用了克鲁格自己那些也是借用来的的作品里的一件。而这一比照能作为例子说明,早期后现代主义那种对转换着的能指和语言学理论的执着已经有了改变。“爱解”所用意像与“我”和“你”的可交换性已经不大搭得上界了,而跟克雷格·欧文斯反对直接宣扬同性恋的禁令更加离得远了。无论克鲁格的《我购买故我在》(ishopthereforeiam)的涵义是多么的模棱两可,在“爱解”的《我不合时故我在》里这种模棱两可都被取消了,后者要求人们将之作为身分的直截清晰的表达来读解,首先是由那些举着招贴或者穿著衬衫的人们,而最终则是里帕德所谓的共同/统一体坚定地作出了这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