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能令丑者妍(1)

　　内容摘要 ：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诸如钟馗、鬼魅、罗汉、仙道人物以及一些状貌丑陋的现实物象等，传统绘画往往在其丑的形态中赋予了艺术价值。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作为审美对象的丑往往蕴含着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功能。

　　关 键 词 ：传统绘画　丑　化丑为美
　　
　　在审美价值趋向的导引下，“丑”在文学艺术中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这种内蕴着审美价值的丑影响到古代文艺作品形象的塑造，在艺术发展进程中长久地存在。唐代李白提出了“丹青能令丑者妍” 的命题，意思是说丑怪的事物经过画家的审美创造，可以使形象获得审美的意义，即化丑为美。
　　
　　一、外丑彰显内美
　　
　　古代先哲关于“丑”的思想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中得到比较鲜明的体现，《庄子》中许多丑怪而大美的形象随处可见，其中描写了很多形貌丑陋却有不同寻常智慧和才能的真人、至人形象。中国传统中具有外丑内美的价值观念，相貌丑、内心美的形象总给以很高的评价，传统绘画中的钟馗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钟馗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关于钟馗捉鬼之说，古代有这样的说法。相传唐明皇于病卧之时，梦见终南进士钟馗捉鬼，劈而啖之。此人自称生前曾应武举未中，触阶而死，死后决心消灭天下妖孽，消除灾祸。唐明皇醒而病愈，乃招画家吴道子绘其像供之。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 于是自唐朝起，天下盛传钟馗，人们将其作为降鬼驱邪、主持正义的神灵，朝廷和民间多在端午节或除夕悬挂钟馗像，说是能驱逐妖魔鬼怪，宋元明清之际也沿袭了这种风俗。钟馗以丑神的形象出现在人间，尽管在宗教人物画中，钟馗形象总是巨眼多髯、其貌不扬，但他疾恶如仇，富有刚直善良的性格和正义感。在他身上寄托着人们降妖伏魔、正义战胜邪恶的美好心愿，是民心之寄托，这也是钟馗形象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自吴道子画钟馗像后，历代许多画家都钟爱钟馗题材，画过无数如钟馗打鬼、钟馗嫁妹、出游、降魔等故事。明清两代的钟馗画除了包含着惩恶除奸、维护正义的深刻寓意，还将钟馗的形象和性格刻画得更加丰满，作品的内涵也愈加发人深省。如高其佩曾以指蘸墨画钟馗，他题画云：“朝天矫矫若游龙，谁道先生不美容？”画家全然不以为钟馗面形丑陋，反而因其征服鬼魅的善行而赞誉他形象壮美，这样就富有喜剧性的效果，充满了幽默的情趣。
　　民间传说中“八仙”之一的李铁拐，又称李仙，也是传统绘画中经常描绘的仙界中的人物形象。李仙图和钟馗图具有共同的思想根源，李仙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传说李铁拐身材魁梧，入道修行，有一次魂灵离躯体去赴会，归来后，不料躯体被弟子提前火化，只得附在一个刚死在路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又是跛足的乞丐身上，得以复生。尽管李仙模样丑陋难看，却具有内在的善德和高超的法力，深得百姓的钟爱，其普渡济世的形象正是世间苦难中人的精神寄托。元代颜辉就作有李仙像，李仙图是元明清画家喜爱的题材。
　　
　　二、对照映衬中抑恶扬善
　　
　　在传统绘画中，画家有时候是正面写丑，运用艺术的手段去表现丑，使欣赏者去明辨美丑善恶，从而产生艺术的感染力，其内涵和启示作用往往被赋予了肯定和积极的审美意义。
　　比如鬼为人所厌，是丑类无疑，但画鬼魅也是由来已久。早在战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有“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的说法，后世张衡、欧阳修等人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但据各家论说而言，历来画工也是好图鬼魅这一类题材的。传说吴道子画的《地狱变相图》就变状阴怪，令观者毛发悚立。南宋龚开《中山出游图》描写钟馗和小妹出游的情景，图中钟馗相貌奇丑，小妹及侍女以墨代胭脂涂面，鬼卒亦丑陋不一，手法夸张而立意严肃，具有漫画的情趣。画家写鬼意在写人，通过巧妙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力折射出人世间的丑恶。如元代朱玉的《揭钵图》通过形象丑陋狞厉、骚动乱窜的一群恶鬼和如来、菩萨、罗汉、神将等的强烈对比，揭示了邪不压正的思想内涵。又如清代张问陶曾淋漓尽致地描述了罗聘画的鬼图，其中称：“鬼不争长偏妩媚，身虽苦短亦逍遥。” 从罗聘所作《鬼趣图》来看，他是借鬼神之名目，写当时社会的缩影，针砭时弊，给那些趋炎附势、阴险狡诈的丑类以辛辣的讽刺，所以张问陶又赞道：“愈能腐朽愈神奇。” 尽管描绘的是极端的群丑，但是在旨意上达到了化丑为美的审美效果。古代画家在塑造恶鬼、凶神、怪兽时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对鬼魅的描绘多半尖颅秃顶、青面獠牙、形象扭曲多变，这些丑陋不堪的形象经过画家的改造和艺术加工，注入了主体的憎恶和思想感情、审美理想。
　　罗汉图创自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自汉末开始已经有了佛画。因受印度美术的影响，中国佛教中的罗汉等形象面目大多丑陋狰狞，相貌相当怪异。东晋的戴逵、南朝梁时的张僧繇就擅画佛像，唐代佛教美术兴盛，诸家亦时时画佛像，还保留着西域深目高鼻等形象特征。五代至宋初之间，诸多画家如王齐翰、张元简、李公麟等在以前佛像范式的基础上取世俗状貌，使佛像趋于中国化。据传五代贯休画罗汉形象较为古怪，《宣和画谱》中这样说：“然罗汉状貌古野，殊不类世间所传。丰颐蹙额，深目大鼻；或巨颡槁项，黝然若夷獠异类，见者莫不骇瞩。” 清人说：“画罗汉不在怪样，正使眉目一如恒人，而道气沉鸷，生人敬畏心为足尚耳。”

　　传统绘画中反映和描写乞丐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明代周臣的《流民图》就描绘了身有残疾、形容枯槁的老妇、瞎子等众多的乞丐形象。由于阶级剥削压迫的存在，这些人的形体受到了强烈的扭曲、侵袭而造成畸形、毁损。周臣在题跋中讲到创作意图是为了“警励世俗”，对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提出质疑，唤起世人的仁爱之心。这幅作品通过对丑的形象的描绘反映出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将生活的真实性表现了出来，对丑的审视即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一种鞭笞，它所产生的是善的效果，体现出了画家的社会道德观，作品从而有了艺术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