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一要求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说马克思支持一整套的问题设定是没有错的话，那么他跟费尔巴哈决裂、他著名的“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就意味着他采用了一套“新的问题设定”，即使这套问题设定把一些老旧的概念整合了，但是这样做也是把它整合进了赋予它们一种全新意义的整体内了。我很高兴能够用马克思自己常用的取自希腊史中的譬喻说出这一点：在对抗波斯人的战争遭到严重的挫败之后，特米斯托克洛斯Themistocles劝告雅典人离开故土，把他们城邦的未来寄托在另一种自然环境中——海上。马克思的理论革命确实是这样：在他的理论从它的旧领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领域——获得解放后，他把他的理论建立在一片新的领域中。 不过我们能够以两种方式来考察这一新的问题设定： 首先，在马克思的成熟期作品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等。可是这些著作并不包含任何关于马克思理论立场的系统化表述，可以把它拿来跟黑格尔哲学在《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哲学全书》Encyclopaedia、《大逻辑》Larger Logic或者费尔巴哈的哲学在《未来哲学原理》里的那些表述相比。马克思的著作或者是争论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或者是实证性的研究（《资本论》）。被含糊地称之为马克思哲学的那种他的理论立场，确实是活跃在这些作品中，不过是被埋藏在它们里面，跟他的批判的或者是具有启发性的关怀混淆在一起，而且也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因为是要讨论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明显地以系统的和广泛的方式加以讨论过。自然，这一情况确实使解释者的工作难度提高。 在这方面，关于费尔巴哈的问题设定的知识以及关于马克思跟费尔巴哈决裂的原因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因为通过费尔巴哈我们就间接地接近了马克思的新的问题设定。我们能够找出马克思所决裂的问题设定是什么，我们能够发现这一决裂所“打开”的理论的眼界。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个人拒绝什么就能够知道一个人，同样我们通过一个人支持什么也能知道一个人这句话是没有错的话，那么完全如同马克思那样的一位思想家，是应该可以像通过他后来所说的话那样通过他跟费尔巴哈的决裂来加以说明的。因为这一跟费尔巴哈的决裂在构成马克思明确的理论立场这一关键时刻发生，关于费尔巴哈的知识因而也就变成是接近马克思富有理论意涵的哲学立场的一种不可取代的手段。 通过这条途径，我觉得还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如果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有这种决裂，至少就批判黑格尔的最后的哲学前提来说，在批判黑格尔是从费尔巴哈的观点（这是说，从马克思后来拒绝的观点）出发来进行批判这一范围内，我们应该认为在大部份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这一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合适的，或者不正确的。在目前的情形，有一种经常而且也是无知的倾向，通常是为图省事，认为即使是马克思后来修正了他的观点，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能够找到的对黑格尔所做的批判还是有道理，能够“保留”下来。可是这样做就忽略了这一基本的事实：在马克思了解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从黑格尔哲学本身内部出发”的批判，费尔巴哈确实把黑格尔大厦的主体“推倒”了，可是他还是一名保留黑格尔最后结构和基础（这是说，黑格尔的理论前提）的哲学家时，马克思自己跟费尔巴哈分手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是停留在黑格尔的领域里，他既是批判黑格尔的人也是黑格尔的俘虏，因为他只是把黑格尔自己的原理拿来对付黑格尔自己。他没有改变过“领域”。对黑格尔所进行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确实是取决于这一领域的变动，这是说，取决于拋弃费尔巴哈抵死不从可是还被局限在那里的这一哲学的问题设定。 为了以对于当代的争论发生作用的方式来概括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这一特殊对立的理论意义，我应该说，在这场首先跟黑格尔然后跟费尔巴哈进行双重决裂当中，生死攸关的东西就是“哲学”这个词语的确实意义。跟古典的哲学模式相互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能够是什么呢？或者说得确切一点，跟最后的理论家是黑格尔，还有费尔巴哈费尽心力想解脱可是又没法解脱的这一传统哲学的问题设定决裂的理论立场能够是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的答案，绝大部份都是能够以否定的方式从费尔巴哈那里、从马克思早期“哲学信仰”这一最后的证词（即在马克思舍弃这一借来装扮自己真正特质的形象之前，用以自己思索的最后一面镜子）那里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