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唐代佛教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以往的史家一般都以为:唐代佛教的兴衰决定于帝王们的好恶,而帝王们对佛教的态度又为他们与佛、道、儒三放的不同关系所左右。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对唐代佛教兴衰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本文拟从考察唐代经济和佛教关系入手,略陈管见,就正大方。一、武德、贞观年间佛教的恢复和沙汰僧尼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到隋代已经相当繁兴。据《法苑珠林》记载,当时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300余人;造像110430躯;译经82部。但遭隋末兵乱又一度中衰,“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仆沟壑”。以致到唐初“天下寺庙遭隋季凋残,缁侣
简介:倪培民先生是以西方哲学开启其学术研究的,但在留学并任教于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以后,反而走出了一条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起,倪先生即转向了东西方比较哲学,并在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外开辟“功夫论”的领域,即从传统所谓“功夫论”的角度来阐发儒家学说.21世纪以来,倪先生又撰文倡导《将“功夫”引入哲学》,并积极参与、评骘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应当肯定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应当从“合法性”讨论走向具有“立法者”意义的自觉;而其英文著作《孔子:人能弘道》一书,自然可以视为倪先生以中西双语对孔子思想的言说与阐发.至于其新近刊发于《南国学术》的《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与发表于《孔学堂》的《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则无疑代表着倪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一种新的阐发.倪培民先生的这一走向,既对“留洋”之士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值得本土学者认真咀嚼.
简介:国有企业和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改革中却把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并加以运作。本文依据近现代市场规则以及国企性质和特征,阐述了国企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与作为竞争性经济组织的矛盾,分析了国企作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存在是否具有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合理前提与条件。认为,国企虽然具有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但在实践中维护国企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逻辑上仍然要求国家或社会直接承担创新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这不仅不利于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形成以民间资本为投资和收益主体的技术创新的格局,而且有悖于改制的初衷,进而指出了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风险和出路。
简介:学界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研究,尚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发展不相适应,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内涵,学界目前主要有'单主体说''双主体说''三主体说''四主体说''五主体说'等几种不同观点,已有成果为继续深化本领域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而言尚属于起步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整体性研究,需要在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对其概念内涵作出进一步界定的基础上,兼顾历史与现实、整体与局部、个人与群体,对其做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群体的具体分析。同时,在对其进行整体把握中,注意遵循历史性、全面性和发展性的原则。
简介:马克思主义打破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神话,创立了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人民主体思想是历史唯物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与核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概括提升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们党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民主体观犹如一根红线和精髓,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贯彻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全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