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出狱人保护事业是中国社会中新的人文景现，其不仅县有预防再犯罪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防止社会关系失衡的功效。中国社会出狱人保护事业已经启动，正在进入维继时期。维继的关键在于动力的寻求。本文认为，出狱人保护应当选择“国家参与型模式”或者“国家督导型模式”。

简介：故意杀人罪是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罪、多发罪。本文故意杀人罪总样本数为493，犯罪人493人，平均每案例造成1．1人死亡，平均宣告刑量为23．75年。在493例样本中，有120例样本属于“基本故意杀人罪”，平均刑量为27．08年。在总样本中，杀死人偿命者仅占49％；杀死两人或以上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则高达85．2％。累犯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高达81．6％；犯罪后自首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仅为22．6％；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仅为10％。

简介：

简介：就法律传统而言，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对我国影响颇深，我国对之排异性小、吸收度强。围绕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大陆法系各国普遍适用处罚令及类似程序，借以消化了占比很大的轻微刑事案件，为我国正在推进的速裁程序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镜鉴。本文重点研究了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处罚令制度在适用范围、程序启动、案件处理方面的特点，对照出与我国速裁程序的差别。同时观察我国的速裁试点情况，厘清速裁程序之完善应更加强调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紧紧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改进措施，如扩大适用案件范围、取消庭审改为书面审、实行一审终审、加大监禁刑的适用比例等。

简介：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得到法律界的广泛认可，但“赔钱减刑”的错觉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影响了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重庆市武隆县检察院公诉环节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实践为突破困境提供了素材，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明确结案方式、完善立法依据、建立跟踪监督机制等刑事和解对策的有益探索。

简介：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j巳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简介：刑事和解在于综合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互为依托而共同治理犯罪，加害人有进行赔偿并争取谅解的权利，被害人有获得赔偿和进行谅解的权利，司法机关掌握刑事和解的最终处分权。刑事和解有限性在于，犯罪客体框定了刑事和解的边界，刑事责任为保障民事救济让步有限，民事责任填补功能，以及惩罚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均有限，刑事和解应保持惩罚与预防总量的平衡。刑事和解是“民事合意”与“刑罚减轻”间的协调，其中民事合意在范围、内容以及赔偿上均有自身的限度；刑罚减轻有自身的规则，但受到刑事和解有限性的严格拘束。

简介：<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整顿社会治安的总方针,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当前在全党、全社会全面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形势下,深入探讨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渠道和基本方式,对于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工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明确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渠道和方式,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

简介：通过梳理刑法中潜藏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以及毒品再犯的价值属性可以发现，有关司法解释中的毒品再犯规定违反了再犯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干扰了既存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的逻辑平衡，更反映出司法解释对毒品再犯的功能性误读。毒品再犯的规定，只是为了填补“刑罚执行完毕5年之后”这一累犯制度留下的评价空白，而不能将其适用范围前置到判决宣告之时，为此需要对“被判过刑”进行重新解释，并且应当禁止“累犯加重”或者“再犯加重”的做法。

简介：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判例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的构成要素与抗辩事由的广度与深度。概括认识证券欺诈行为偏离从业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即属于犯罪故意。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的信息只有在达到重要性标准时才构成证券犯罪。证券投资者即使未依靠误导性陈述进行投资决策，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信息仍属于证券欺诈。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常见的辩护事由包括犯罪故意抗辩、相关性抗辩、重要性抗辩等。

简介：被害人过错是侵犯人身权利命案中的重要酌定情节。由于刑法二元结构模式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十分有必要将犯罪人与国家的刑法二元结构模式转换到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刑法三元结构模式。应当明确界定被害人过错的范畴;被害人过错的标准,包括主体专属性、时间确定性、行为过错性、作用因果性、程度明显性;规范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保证和放宽适用的前提、扩大和规范适用的影响、完善和改进适用的依据。

简介：对非身份者认定为受贿罪共犯，既要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也要符合“两高”《意见》的规定。“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犯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必须有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