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口语"既是公安高校学生的专业课,又是第一线公安民警的业务课.为了使这门新开设的课程在短时间内获取最大限度的教学收益,用着眼整体、设置情境、实现互动、听说评相结合等教学方法,并结合公安实践,做大量的听说训练,可收到良好效果.

简介：公安专业课具有行业应用性,时代局限性,操作规范性,知识滞后性,依据刚体性的特点.应依据教学内容优先的原则,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原则,突出现代应用的原则,注重学生参与的原则,扶持创新方法的原则确立公安专业课课堂质量标准.

简介：唐《考课令》规定对官员考课的内容及程序;唐律也有惩治考课时考、校不实的专门条款,但那只是制度。唐代考课的考词,野史笔记中较多存留,正史也有记载。同时,反映唐代考课情况的考课实例,简略提到官员的考课等级及事迹梗概,正史、野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记载。此外,唐代官员个人及相关机构尤其是考功司,先后提出考课制度实施的许多建议和意见。将考词与考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唐代《考课令》及唐律考课条文的实施情况,及官场的实际状态。考词、考事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研究当时行政、执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简介：体能训练是警察院校学生的必修课,体能素质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其它技术科目的学习,所以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安排训练内容,尽量避免运动伤害的发生,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能水平.

简介：在公安院校的射击教学中,应全面了解学生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微妙心理活动,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训练方法和手段来提高射击教学质量.

简介：在推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数学呈现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在法律论证过程当中,运用数学知识进行推理、演算和分析,论证案件中的法律命题,形成特定的解释和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可以实现司法说服。数学本源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决定了人类可以运用数学方法解释法律现象。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法律论证,是数学作为方法论的本质展现,也是法律论证的理论升华。在司法实践中,数学方法在法律事实论证和法律适用论证当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当中,过度强调数学论证可能会忽视必要的价值考量,偏离法律理性和司法规律,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司法经验和法理反思两方面的研讨表明,法律论证应当谨慎对待数学方法,特别是要注重考查关联性,有效发挥数学方法的正能量。

简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我国高校各类专业的公共必修课，是党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显著特色和优势，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简介：在刑事犯罪案件的侦破工作中,根据物证笔迹查找犯罪嫌疑人,是重要而有效的途径.目前,笔迹检验主要是根据文检人员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分析综合笔迹检材和样本的笔迹特征,排除嫌疑人或认定作案人,这是一种定性分析方法,非常重要,但笔迹检验不能只局限在定性分析.数学方法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严格的程序化步骤和简明精确的表达方法.为使笔迹检验的方法更科学,结论更准确,更有利于出庭作证,我们在笔迹鉴定过程中广泛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迅速准确地得出鉴定结论,为侦查破案提供重要依据,丰富和发展笔迹检验的手段和方法.

简介：数学建模旨在培养学生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的能力,它对促进大学数学教育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从思想道德素质,自学能力、观察力、创造力及文化素质等方面探讨了数学建模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

简介：数学思维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西方文化逻辑就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之上。由于西方的数学是演绎数学，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所以，建立在演绎数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逻辑便具有注重形式化的特点。西方文化逻辑对西方文化中的所有学科都有影响，法律也不例外。西方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演绎数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受思维方式影响的西方法律也必然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即注重法律形式合理性。由于数学是理性的化身，所以，近现代西方法律理性化的结果使法律得到了数学理性更深的改造。数学思维虽然不是近现代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的唯一影响因素，但无疑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简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基本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以商业秘密本身的价值为准;二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三是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的所获利润为认定标准。然而,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三种认定标准在价值评判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从刑事法治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考虑,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之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应该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涵盖多个影响因素的综合量化分析。

简介：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存在数额绝对化的缺陷，也有“数额＋比例”模式因把比例纳入其中带来的处罚漏洞等问题。《刑法修正案（七）》虽然解决了数额绝对化的问题，但由于仍然将比例纳入犯罪成立标准中，导致了缺乏理论依据、存在处罚漏洞和处罚结果的不合理等问题。应当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从偷税罪的成立条件及量刑标准中删除，而在偷税罪中采用单一的相对化数额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