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法院文化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论是深层的精神理念文化、中层的行为文化还是浅层的物质文化,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当前对外输出的法院文化与公众所需要的司法文化以及司法本身的特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错位。主要表现为＂司法公正＂与＂司法为民＂错位,法院及其典型人物之间的刚柔矛盾,法院建筑能指与所指的背离。为此,需要在法院的文化传播中引入CIS战略。

简介：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打击是在注重通过版权执法加强内容管理成为政策转变下展开的,但是由此构建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民事侵权成为刑事介入入口。多数观点认为服务提供行为不构成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侵犯,故不属于传播行为,而是传播的＂帮助＂行为。其实,共同侵权与帮助侵权关系始终没有加以明确,这导致认定中存在着规则使用的矛盾。而在刑法意蕴中,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基于传播的文义特征,服务提供行为就是传播行为而不是＂帮助＂行为。设链者是在传播既成的事实基础上,进一步导致传播面的扩大,是一个独立性的传播阶段。

简介：我国新近生效的《网络信息权保护条例》建立了间接侵权制度，它与直接侵权一起构成了’版权侵权制度，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但《条例》尚无法完全满足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这主要集中在法律没有为“双重用途技术”提供普遍化的间接侵权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之现状，在版权法公共政策目标的指导下，建立以过错为归责原则、以类型化立法为基础的间接侵权制度是具有合理性的。

简介：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应根据法治精神进行规制。对于不同类型的传播行为,应根据针对对象及其利益的不同加以区分对待。运用刑罚权来惩罚传播网络有害信息的行为人,应充分考虑刑罚权出现的正当性问题。只有给客观的、受法律确认或者为公序良俗所认可的利益造成损害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刑罚权出现才可能具有正当性。遏制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应特别注意与保障言论自由的平衡。

简介：作为明清社会“健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大量词状被递交到当时官府的情形引人注目。撰写词状往往需要颇为专门的知识与技巧，而这些词状的作者又是从何处习得？现藏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等稀见史料表明，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尽管其传播途径在清代日趋缩小，但却始终未被彻底堵塞。

简介：随着信息化社会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信息生产、传播机制发生变化，给天生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虚假信息犯罪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呈现出泛滥之势。然而能够纳入刑法评价视野的“虚假信息”范围过于狭窄，只限于“虚假恐怖信息”，现行刑法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滞后与缺陷日益凸显。司法上，需要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扩张解释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立法上，应当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进行修正，扩大其适用范围，从仅制裁虚假的“恐怖信息”扩展到制裁所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

简介：德里达驳斥了资产阶级的种种弥赛亚福音式的狂欢，自觉地选择了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对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对现实社会的“脱节”做出了解构的分析，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幽灵政治学。更进一步，德里达希望使其幽灵政治学现实化，非教条地解构主义地现实化，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自己的科学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包含着延异和解构的特性。在种种的努力中，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展示了一幅工具化的马克思形象。

简介：柞水县小岭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和乡镇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按照县党代会、人代会精神。以全面完成工业产值36．43亿元。工业增加值13亿元，招商引资签约3．4亿元，到位资金1亿元，实施总投资8．33亿元的6个重点项目和5个重大前期项目为目标。狠抓落实。团结拼搏，各项工作实现了新突破。

简介：山阳县检察院在市院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为载体,以＂三问三解＂活动为抓手,不断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打造＂12345＂工程,努力为全县工作大局服务,各项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先后被县委、县政府评为＂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单位＂、＂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五五普法依法治县工作先进集体＂、创卫创园示范单位,在＂文明同行,和谐共建＂活动考核中,检察院名列县直机关第一名,人大专项评议,该院被评为优秀单位。

简介：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经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笔者更为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条件相似的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对西方法治经验的理解、领会有何差异?尤其是20世纪初兴起的西方社会法学,对日本和中国而言都是新生事物;但在法律现代化方面积累不同的中日两国,对其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由于笔者不谙日文,尽管经由专业人士帮助,仍无法克服学力限制。故仅能以20世纪20年代被译为中文的两本日本社会法学著作为样本,作挂一漏万的初步比较和感悟,以就教于方家。

简介：清代州县衙门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牧令缺乏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状况,导致了＂官箴书＂和幕友的大量出现。清代著名幕友和循吏汪辉祖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被幕友和牧令视为＂官箴书＂中的典范。这两本书在清代中国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口传、抄本和刊印;而他人的引述、摘录与汇编,也对书籍的传播和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推荐、赠予和购买情况来看,这两本书在当时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阅读与接受。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是特殊意义上的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