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涌起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在五四以后并未消亡,而是逐渐演变为一大流派。其与唯物史观并不属于同一体系,但在史学主张上存在着诸多相通和暗合之处。因唯物史观居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故而就两派的相互影响而言,究以新史学受影响为大,有的学者甚至发生治学方向的转变;同时,也有学者在对唯物史观部分观点予以吸收的基础上,试图对新史学体系进行修正和重构,以与其相抗衡。具体而言,唯物史观对新史学派影响最为突出者,是其核心历史解释观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基本进程;推动和影响社会进程的诸项原因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而与其他条件形成合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史学派继续加强或重新学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术研究达到新的境界,其中以周予同最有代表性。
简介:近年来,报纸与新媒体相比,基本,上处于守势。深度报道成为报纸应对新媒体的不多的杀手锏之一,但在深度报道的认识和操作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认为深度报道就是越“深”越好,从而制约了深度报道的健康发展。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深度报道正在向“浅度化”转型。因为受众的信息获取习惯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浅阅读时代”,信息获取呈现出碎片化、扁平化、快速化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深度报道也为此发生了变化,与所谓的深度相对比,“浅度化”特征日益明显。所谓“浅度化”,即选题要深入浅出,贴近受众为第一要素;时效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追求原发原创,文本要思想优先,描述事件不崇拜细节,勇于亮明态度。
简介:文学是具有主体性格的,对文学史的编选同样受制于也显示着编选者当时的文学史观和思想态度,以《新文学大系.散文卷》的两位编者周作人和郁达夫为例,从他们各自选集导言部分对自己散文观念的阐述和所选文章中透露出的臧否态度中,可以窥见两位一向被文学史描述为具有"内向化"文学倾向的坚守"五四"传统的健将在"红色的三十年代"中文学观念的复杂变化,和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史书写的价值评判。身处三十年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学生态的影响之下,他们对自身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都进行了自觉地反思,或隐或现地在文学中加入了"反抗性"和"社会性"的维度,然而二者对于文学的"社会性"的理解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晚近的刑法理论一般认为,要将某个侵害法益的结果归结于行为人,就必须肯定其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事实联系,并且确认这一联系具有刑法上的重要意义。判断是否存在因果联系的过程就是归因;在此基础上,对已存在的事实联系的重要性进行评价的过程即为(客观)归责(ObjektiveZurechnung)。只有在归因与归责都能成立时,行为才能该当于结果犯的构成要件,既遂犯形态的不法始得以确立。由此,归因是归责的前提,归责是对归因的进一步限缩,二者分别从事实(存在论)与规范(价值论)两个视角,限制不法成立的范围。然而,刑法上归因与归责的关系并非历来如此。自奥地利学者格拉塞(JuliusGlaser)最先提出因果关系论开始,条件说指导下的归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力承担着
简介:作为一个优美的、浪漫的、诗意的文化空间,杭州在中国电影史中被不断地重新想象与建构。杭州电影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和美学特征。民国时期,杭州电影突出社会批判的写实主义姿态,注重音乐的叙事和西湖景观的造型功能。“新时期”的杭州电影创作经历转型,开始朝多元化题材风格的影片转换,出现了具有教育意义的青春题材影片、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以及凸显杭州地方文化传统的古装片。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语境中,以杭州为故事背景的商业片和文艺片构建了关于“杭州想象”的传统与现代多元并置的文化生态。杭州电影在物质和影像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永恒的魅力,具有长久而丰富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于推动浙江建设文化强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