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土地的绝对面积一直在增长。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土地利用则为城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形成了城镇土地利用。城镇土地综合利用的关键即如何通过建立一系列法律保障体系确保人们在国家宏观指引下,遵守土地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章,以促进城市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城市土地的效能得到更好地发挥。文章对中国现有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相关研究的不足,根据现有的理论分析,进而结合发达国家相关经验,针对城市土地利用的法律规制的相应对策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目的是使人们普遍遵守符合社会整体利益需要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制制度,实现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法制化、市场化及正规化。

简介：政府主导推进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特质。当前的城镇化建设依赖行政权力规划的单一思路,在行政逻辑下被赋予了多重发展意象,同时在＂家父主义＂影响下行政权力不断扩张。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城镇化容易导致政府行为失范、人口城镇化迟滞和农村治理秩序失衡等问题。构建＂共建共享＂型城镇化的法治进路,需要以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根本目标,扩大公众参与,形成行政规划与民间自发的双向耦合机制,以程序为核心加强对政府权力及其行为的规制,坚持平等协商、理性对话的法治思维,以柔性沟通替代刚性压制。

简介：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担负着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功能,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中国式城镇化缺乏对失地农民的统一保障,被城镇化农民的命根完全系于开发商身上。农民与开发商在征地、拆迁中矛盾频发。需要借鉴域外先进经验,树立理性发展观,充分保障私人财产权,合理界定公共利益,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征地纠纷。国家要担负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

简介：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界定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矛盾的主要焦点；集中于当事人出资与投资的界限，国有单位扶持行为与投资行为的界限以及因财政，国资，税务部门对集体企业实行税前还贷等等政策而形成的企业财产归属权及假集体的产权问题几个方面．正确界定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对于确立我国现代工业企业制定，真正做到“产权清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集体所有财产不受侵犯。妥善处理涉及城镇集体企业产权的经济纠纷．准确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以为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界定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正确划分“出资”与“投资”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

简介：<正>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88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中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

简介：城镇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性质是民事合同抑或行政合同的争论在理论界从未停止，实践中对于其性质的认定也各有不同。通过对比分析了西方及我国关于行政合同的基本特征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不是行政合同。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拥有双重身份，这就决定了其行为的民事和行政的两种性质，两者不可混淆。明确了此种区分，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结合实现合同价值以及合同基本理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民事合同。

简介：“新型工业化”思想是对我国多年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推行清洁生产和推进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在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以《清洁生产促进法》为代表的环境法发挥着引导、促进和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新型毒品的泛滥与国家惩处此类犯罪活动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密切相关。在司法实践中。审理新型毒品案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新型毒品的范围问题：二是新型毒品案件的追诉标准问题：三是新型毒品案件的量刑问题。

简介：目前,在我国由新型毒品所引发的社会危害日趋严重,不仅诱发了大量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型毒品的泛滥与国家惩处此类犯罪活动所面临的司法困境密切相关。笔者以此为切入点,论述了由于立法上的不足导致对新型毒品犯罪查处和打击不力的主要表现和原因,并重点探讨了如何完善打击新型毒品犯罪相关司法解释的建议。

简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非常复杂，从理论上说二者是能够一致的。法治及其保障制度需要改革．要在深化改革中完善，比如司法公正就需要全面的司法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法律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但是并不是每一种改革措施都会促进法治的完善。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就在于何种性质的改革能够通向一种中国语境的新型法治的建立。本文不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所有问题进行法律层面上的详细说明，而只是对其中一些核心的问题进行框架性论述。下文首先区分了法治的双重内涵及其相关的改革着力点，并重点就权力的法治管控进行论述，即哪些权力才应当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简介：<正>一、对现行实用专利申请审查制度的利弊分析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修改后的专利法)第40条规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专利局应当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

简介：融资合同是商事合同中最具创新性的类型，基于投融资双方快速、有效的利益需求，在种类和内容上不断创新。在我国民商合一的法律体系中，合同法尚能满足一般的商事合同的调整需求，但融资合同在外在形式和理论构造上都与民事合同存在区别，所以其效力认定不宜适用一般民事合同的裁判规则，实践中法官就容易陷入沿用传统民事审判的标准和思维来审判商事合同导致的窘境。“估值调整协议”就是典型的例子，对其效力的认定经历了一段从无名到有名、从无效到有效的过程。本文从实际的案例中梳理总结了融资合同不同于传统民事合同的效力认定标准，并据此提出认定创新型商事合同效力的裁判思维和理念。

简介：在新形势下，应当以法律形式对海域使用权的获得方式、流转条件、流转程序作全面、具体的规定．确保使用权人手中的使用权流转出来，最后流入那些有能力做好海域资源开发工作的人手中，达到海域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利用，杜绝海域使用权中的资源浪费和国有资源性资产的流失，使海域使用权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

简介：<正>近些年来,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说——权利本位说,即法要以权利为本位,并应以此为基础重构我国法学理论。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创新,有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发表的张文显同志撰写的《“权利本位”之语

简介：市场经济为各主要国家所采用，通讯、运输和信息等革命性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等，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它是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表现形式，具体体现在各国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国际组织间合作进一步加强、非政府组织影响力急遽增加等方面。经济全球化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规范，这些国际规范对列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具直接作用，其进入内国法具有高层次、具体化、强制性的特点。这从世贸组织的实践可窥一斑。国际规范以强制性的拘束力进入内国法，从而导致列国的法律规范、执法原则和标准以及法律价值等不断向趋同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的持续发展又势必导致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和制度逐步达到法治社会的要求，即全球法治化。

简介：经过几十年的积极探索,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立法公开的制度。这些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随意性较大、实效性不够等问题。这是由于立法机关对立法公开的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立法公开形式的针对性不强、立法公开工作责任制的缺失、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立法者和立法工作者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等原因造成的。今后应当从这些方面入手予以完善。

简介：制订“经济稳定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沿性、复杂性、技术性、和灵活性”等为理由反对制订该法的观点混淆了制度与政策的不同功能。其在调整目标上，除传统的“四大魔方”外，宜增加生态环境标准。在机构设置上，宜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专门委员会，使得中央和各地方、各行业都有合法的利益诉求平台。在实施机制上，应建立一致行动原则和违法审查机制。此外，该法也应尊重对私法主体的信赖保护。

简介：从人权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然权利的内容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当代环境问题导致人的良好环境权的提出；环境权与人权既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基础即人的自然权利，也具有协调一致的理念基础即“人类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封环境权与人权的平衡开启了一条重要的值得借鉴的环境权人权化和司法化的路径。

简介：有学者认为,被害人对财产具有处分意识是认定诈骗罪的必要条件。这种通过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存在天然缺陷,并被利用信用卡支付方式实施的机票款诈骗案直接推翻。此类案件中,被害人尽管因受骗将财物＂拱手送人＂,但行为当时却对这一后果完全没有认识。由此看来,认定诈骗罪无需被害人具有财产处分意识。同时,必要说的几点主要理由均存在缺陷,学界反驳不必要说的理由也值得反思。

简介：推动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是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深入开展法学范畴研究、协同推进法理研究、并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有效对接,是实现法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论文以追忆1988年＂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为铺垫,论述了在中国法学新时代全面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分析了大力推进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客观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方法上的可能性,探讨了法学范畴研究和法理研究互相对接的路径和方法。把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研究对接起来,其要义就是把＂权利本位＂与＂法理中心＂并轨,构建以权利为本位、以法理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