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政治认同是一国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衡量一国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一个标准。在对华“政治认同”的问题上,美国媒体主要持否定态度,用其狭隘并带有偏见的政治认同来凝视中国,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意识,枉顾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社会经验,这也反映了美国主导国际话语霸权的现实。中国需积极应对,努力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并逐渐构建一个开放包容、有序竞争的国际话语体系。

简介：日本首相是否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直是困扰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翌年12月,安倍突然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乃至美国的谴责和抗议。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安倍再也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安倍在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但在2014年和2015年却停止参拜了呢?导致安倍这一对华政策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本文通过追溯2012年至2015年期间中日两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外交互动,试图从'政治生存'的理论分析途径来解读日本在靖国问题上应对中国压力的不同反应。本文认为,日本首相的国内政治正当性,是影响安倍在靖国问题上面对中国外压时决定让步与否的较为重要的因素。

简介：中美贸易对美国不同产业的利益产生分配性影响,进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偏好。产业的经济地理决定了其投射在国会山的政治影响力大小,以此为基础的产业结盟游说对国会的对华贸易政策态度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代表产业利益的国会议员则通过联合行动向行政部门和准司法性独立机构施加压力。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外贸与产业、产业与国会、国会与行政部门、独立机构互动的产物。

简介：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人口大国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新兴国家，也是拥有千年友好交往史和短暂边境冲突、且同步崛起的邻国，中印双边关系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影响。但与之不对称的是，中印相互的认知存在严重错位、失衡和偏差。本文旨在梳理印度社会各界中国观的基本情况，并探究认知偏差背后的影响因素。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受到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累计损失已超过150亿美元。截止2002年4月底，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已有3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共494起，其中反倾销调查就占了467起，保障措施调查27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居世界榜首。

简介：截至2001年4月底，美国对华投资累计设立美商投资企业32046家，合同美资金额630．28亿美元，实际投入美资金额311亿美元，占截至2001年4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合同外资总额、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8．6％、9％和8．7％。“九五”期间，美国对华投资合同美资金额329．1亿美元，实际投入美资金额188．24亿美元。

简介：

简介：尽管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同英国贸易与双向投资近年来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促进经济增长，英国政府将扩大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作为政策优先的目标。这一政策成效显著，2011年英国对华出口增长了28.8％。

简介：日本对华实行ODA的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援助,也不可能去政治化。ODA政策从无到有,从给予到削减都是其经援政治化的表现,日本利用对华的经济援助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是必然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该如何正确应对,趋利避害,从而使双方实现互惠。

简介：本文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974—2004年间的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美国政治精英和公众这两大群体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与分歧。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分歧大于共识。共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美国在中国有着重大利益以及未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分歧则在于中国的崛起是否对美国构成了严峻威胁以及美国是否应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此外，在美国是否使用武力保证台湾安全这个问题上，政治精英和公众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着强烈共识，但之后出现了较大分歧。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些分歧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简介：他的老部下亨利·李将军悼念道:“他在建立战功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和平建设的政绩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他受人民怀念之深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

简介：

简介：近些年来，欧盟对我国频繁的实施反倾销调查，并多次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对我出口贸易造成严重损害，本文介绍了我国产品遭欧盟反倾销现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

简介：越南与中国既经历过“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无间，也经历过兵戎相见；既有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的不断巩固，也有南海问题带来的关系紧张。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叉、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交错的背景下，越南民众的对华心态呈现出复杂而又矛盾、认同却又抵触、依赖但又警惕的特点。

简介：抗日战争时期，苏联一方面大力支持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在对华问题上又表现出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因而对中国抗战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简介：近年来，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焦点。同时，中国贸易的繁荣和对印出口的扩大，给印度的国内产业造成了较大压力。因此，印度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打击中国的出口，印度对华反倾销立案数剧增。文章对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关键词印度；中国；反倾销中图分类号F710文献标识码A随着WTO成员不断增加，关税壁垒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小，反倾销越来越多的被各国应用，借此来保护本国产业，其中印度最为显著。而作为印度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自然也成为印度反倾销的主要对象，印度对华的反倾销案例逐年上升。印度对华反倾销始于中印贸易迅速增长的20实际90年代初期，从1995年开始，印度对华反倾销数量迅速增加。1995年至2003年印度在这8年时间中对华反倾销立案69起，2002-2003年度印度对30项进口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的有15项，占印度对外反倾销调查立案的50%。2004年，印度对华反倾销立案数额有所下降，但是2005年又突然反弹，仅前7个月印度就发起10例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从中印经贸关系发展来看，反倾销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受到印度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印度对华反倾销立案数量和频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WTO成员对华实施反倾销调查的主力军，使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加强对印度反倾销的深入研究是刻不容缓的。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原因多种多样，通过对今年来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例的分析，并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把这些原因归纳如下一、印度把反倾销作为有效的非关税壁垒措施来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近年来，由于WTO成员国贸易摩擦增加，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而在WTO框架内，各成员国需大幅减少关税壁垒，为保护国内产业免遭外国商品的冲击，各国便频繁利用反倾销这一WTO所允许的贸易保护手段。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为了报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国内国内市场，印度自然而然的采取反倾销的方式应对外国商品的竞争。又由于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其运用反倾销手段保护本国产业的经验还不够成熟，因此在对华反倾销中有跟随发达国家的倾向。与其他贸易保护手段相比，反倾销表明上更具有“公平性”，与此同时，该措施的程序和过程相对迅速、便捷，无需像传统的关税壁垒那样须经过一国立法机构审议，相关国际协定对此约束通常也比较“软”。这样，在国际贸易中，反倾销作为有效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被频频使用，甚至有时被滥用，成为印度中小型企业抵御中国质优价廉产品冲击市场的重要手段。比如，我国的纺织产品近两年逐渐遭受比较多的反倾销调查，累计达22例之多，并且比例由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纺织工业在印度国民经济中有重要地位，几十年来一直倍受政府的关注，不断在正策和资金投入方面给予倾斜。20世纪90年代，印度推出了国家纺织业新政策，力求通过开放纺织品投资市场，建立纺织现代化基金等政策，促进纺织服装业现代化。纺织业占印度制造业比重的20%，其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目前，印度重工业占工业总体产出的50%左右，而轻工业产品供应不足，造成物价水平上涨，国际竞争力较差。所以，印度必然会对本国脆弱的轻工业加大保护力度，对华不断进行反倾销诉讼。二、印度对我国商品的偏见长期以来，印度与欧美等国家一直把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认为我国是“国家给生产原料和产品定价，外贸出口价格受国家干预”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认为我国产品价格同价值不符，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就有可能存在不公平交易的情形，但是其反倾销调查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立法十分笼统。仅在其《海关关税法》的修正案中有所涉及，其中不仅缺乏涉案企业如何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的程序性规定，其相关实体规定也十分笼统模糊，甚至将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和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混为一谈。在我国出口商品正常价格时，采用替代国政策，即在反倾销调查中不以我国企业实际生产成本和我国出口商品算正常价格，而是采用所谓“市场经济第三国”同类产品的正常值作为衡量我国商品是否构成倾向的依据。同时在替代国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过于我国的第三国如韩国、法国甚至美国这些根本不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来确定正常价格，导致正常价格一直处于过高状态，无端扩大了产品的倾销幅度。三、中印两国产业结构相似，两国贸易竞争性强印度和中国同为世界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庞大，经济基础薄弱，而且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确实差距不大，中印贸易开始于1951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贸易规模很小，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以平均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现在印度已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印贸易结构即存在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性，如中国的制造业优于印度，印度的资源性产品优于中国，但从两国各自对外经济的总体结构来看，印度对华反倾销多集中于医药、化工、轻工业等行业，这些行业都是两国占优势或正在迅速发展的产业，所以产业结构的相似造成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因而引发较多的反倾销。如印度对我国聚氯乙烯反倾销，是由于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国外的聚氯乙烯价格保持在每吨800-950美元的高位，而中国的聚氯乙烯生产发展迅速，目前已占据国内60%的市场份额，每吨成本比国外企业低600-1000元，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这都是源于印度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尤其是第二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造成的，所以这些产业也备受印度政府的关注，这也是造成印度不断在这些方面对华提出反倾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四、中国企业自身原因首先，中国欠缺合理的外贸出口结构是遭致反倾销的重要原因。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我们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轻工产品和农副产品，因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对，内部竞争激烈，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现过度竞争的状态，产品的附加值对偏低，加上企业自律性较差，受短期利益的驱动，不少企业为达到多出口的目的，往往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降价上，而不是放在如何加快新产品开发以及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上，以低价抢占国际市场，扰乱了正常的外贸出口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就为印度国内产业起诉中国反倾销提供了把柄和证据，导致许多其他印度企业群起效尤，要求政府对中国商品采取反倾销手段。其次，我国企业对反倾销调查不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涉案企业不参加应诉或应诉不积极，甚至有的案件无企业应诉，主要是缺乏对国际市场和WTO规则的了解，不会应用WTO的相关规则保护自己，许多去也以为出口到印度的商品价格越低越受欢迎，完全没有留意印度本土企业和政府的反应，一家企业进入，其他企业也蜂拥而至，结果造成中国货质量差，有故意搞倾销之嫌。印度频繁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企业在印度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正常的出口。所以，我国企业应该提高企业应诉的主动性，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我国企业作为市场经营运行的主体，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积极的学习国际贸易相关法律，建立自我保护的意识。早在2002年初，印度方面对《1995年关税条例》做了修改，其中最为关键的修改就是在印度认定的19个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如果他们的涉案企业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市场经济地位”，调查当局可对其不适用非市场经济规则，而适用市场经济规则。即中国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必须充分证明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受政府控制，才有可能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否则，将被适用替代国价格计算正常价格（一般采用西方发达国家商品作为对比），其结果必然是我国商品大大低于正常商品价格，其中差价往往被误认为是政府补贴，有倾销之嫌，在恶意扰乱印度市场。而事实上，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国家对大部分产业都已经取消保护，只针对少数几个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产业进行扶植与控制。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应该为自己企业产品的合法地位积极应诉，利用相应的法律知识来维护自身权益，扭转对自身不利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大潮中，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同为WTO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很多方面是有着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在不同领域都有自己的优势，都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良性竞争是两者发展的推动力。针对印度的对华反倾销现状，我们要树立长远的目标，借助目前中印两国政治友好和经济合作的历史机遇，加强政府、业界、学界和媒体间的交流沟通，让印度方面充分了解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和平发展”，不会对印度构成威胁，使两国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作者简介鹿璐（1983-）女，大连商务职业学院任专职教师，职称助教，现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方向商务英语。

简介：郭女士2012年在欧洲地区的爱马仕专卖店共购入6个高端包,单价均在45万元人民币以上。拿回来一验,其中4个为A货（即假货中的精仿品）。一国内知名女星在英国旅游时,购买了一款价值70万元人民币的爱马仕女包,结果五金件出现锈迹,包体明显变形,经验证也是A货……

简介：中国崛起从国际方向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这是一个中国人必须思考并保持清醒判断的大问题。

简介：<正>最近参加一些讨论,听专家学者们分析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感到很有趣。有趣的原因倒不是众所周知的在国内外引起热烈讨论的“遏制”与“参与”,而是自己从中发现,研究生时学的一点理论终于用的上了,这就是关于外交决策的几个模式。我的印象中,好象学过不少政策史方面的知识,但对政策是如何产生的,却不甚清楚。记得只有一个老师的课程,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决策。大致记得决策是复杂的过程,各种信息输入到决策机构,决策者往往在不公开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而产生政策就是政治

简介：奥巴马政府自第一任期末开始，由于受美国国内资源限制、政策失衡及亚洲民族主义高涨等因素影响，开始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华政策亦由某种程度的“遏制”转变为类似“里根主义”有重点、有选择的“灵活推回”，以求在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的前提下给中国影响力的增长设定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