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与核心哲学之间早先亲密的关系开始急剧改变,库恩和他的同时代人提出了科学哲学独具匠心的问题,带来了多少有着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色彩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理论选择的传统哲学说明遭到拒斥,而社会学说明获得优先地位,科学哲学开始远离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不可通约性论题是对实证主义更为激进的背离,它在自我承诺意义上的所有明显影响,可被视为保守的和过时的。在科学哲学开始倾向于自然主义方法时,库恩思想中却出现了一种先验的方法;在其科学哲学的注意力从范式转移到不可通约性时,哲学的潮流再一次朝向了相反方向。在拒绝同时代科学哲学的一些方面时,库恩无意间让自己与实证主义保持一致。科学哲学对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已变得更顺应和开放,重新评价库恩所放弃的那些具有自然主义因素的思想的时机已到来。

简介：数年前,周山兄就与我说准备写回忆录了,我虽然在口头上表示支持与赞赏,但内心并不看好。我总认为目前还不是写回忆录的时候,首先尽管我们已年届70（周山兄还年轻我两岁）,但似乎当下还在忙于工作,一生的事业还没有走到尽头,我总觉得写回忆录那是工作完全搁下以后的事;其次更重要的是写回忆录就是要对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加以梳理和总结,但我总感到自己对自己所经历的事还缺乏确当的评判,而就是已有了一些想法,当今还不能做到＂畅所欲言＂。

简介：“墨家哲学是功利主义”是中国哲学界八十多年来的主流观点。郝长墀曾撰文否定了这个观点。他的论证依赖于两个观点：（1）功利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2）墨子以他人为中心。如果郝长墀的翻案成立，显然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非常重要的贡献。这里并不质疑郝长墀的结论，只是试图证明郝长墀对功利主义和墨家哲学的诠释有待商榷。首先，功利主义者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其次，墨子也不是以他人为中心。

简介：近代物理学是随着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物理实在论经历了机械实在论、经典实在论和量子实在论三个发展阶段。关于物理学的实在问题的讨论是由微观粒子的不可观察性、量子力学的概率性、非定域性等特征引起的，并不等同于数学世界是否实在的问题。科学是哲学一科学的继承者，但不是哲学的“终结者”，而是哲学的“改造者”与“推动者”。我们在讨论物理学的实在问题时，应该区分出三个不同层次的实在：自在实在、对象性实在和理论实在。物理学理论是在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过程中完成的，是对自在实在的模拟，是在谈论实在和理解实在，而不是在描述实在。这是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观。

简介：20世纪60—80年代是苏联哲学史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时期,而新哲学运动是一场打破教条主义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年轻哲学家们创立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主义、科学认识论等多个哲学学派,在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哲学、唯物辩证法、哲学人学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官方诠释的崭新观点。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苏联哲学,不应因苏联解体和教条主义的破产而否定苏联哲学中的积极成果。

简介：本文用一些著作来探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实践，思考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将怎样发展。这些由我们所继承的西方化的经典著作所体现的价值观，可能对资本主义的某些缺陷负有责任。在经济权力正从不久前还处于支配地位的市场转移时，我们对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经典的寻求可以有助于形成我们期望未来资本主义能够体现和实现的价值观。

简介：人类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21世纪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最大关注，特别是对如何构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大哲学流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的生长点的问题，阐发了众多很有新意的观点。本文通过对这些重点问题的综述，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如何建构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简介：东亚传统“天下”观的视角实质乃是俯视，展现为“天圆地方”、“天地平行”的世界图景并内蕴天、地、人三才以及人应抚育万物的核心价值观。在汉传佛教里，“世界”却代表一种大圆立体、时空融合的多元多重的形上宇宙结构，其世界图景乃是作为莲花形、以几何级数增长而构建的诸多“大千世界”．并无固定的视角和绝对的中心。汉传佛教“世界”概念所内蕴的多元多重文化观，给近代东亚语境里急剧的世界图景之变更提供了核心理论资源。在近代传教士将其与“world”等词对译的实践里，它最终成为摧毁东亚古典天下观的一柄利器。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