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五年来,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既有缓和,也有紧张的局面.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不惹事,也不怕事”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理论.中印双方通过高层互访、经济合作、外交和谈、军事沟通、民间交流等形式深化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问题的危机管控机制.中国政府在应对“帐篷对峙”、“藏南演说”、“中国入侵论”等危机事件中较好地管控了中印边界地区领土争端危机,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机制外霸权的规则执行会引发潜在的冲突,而美国航行自由项目的军事行动宣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却不引发冲突,行动层面的自约束是降低冲突爆发可能的主要因素。沉没成本与文化内化使得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形成了长期化的自维持,而常态化与长期化的航行自由项目可能为美国带来议程设置权,这一情形既有可能继续约束冲突的发生.也会侵蚀沿岸国的权益。

简介：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美国本不属于该区域争端国，但作为域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由最初的“消极中立”、“积极中立”到如今的“积极干预”，由“离岸制衡”逐渐向“危机管控”过渡，参与力度明显增强。但鉴于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客观存在及中美在相关领域合作的需要，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较为克制，现阶段美国的南海政策已发生变化，其走向将会成为今后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重点。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