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简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是共产国际为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而在上海建立的驻华机构。1926-1927年,远东局在华工作期间正值中国大革命发展波澜壮阔而又危机四伏之际。以维经斯基为主席的远东局积极参与对中共的指导,在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中山舰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然,在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远东局也犯过一些错误,或者说是执行了莫斯科方面的错误决定。尤其是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而中共只是被当作加强国民党领导地位的助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直影响着远东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革命指导方针的制定以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总结远东局在大革命时期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