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于新理学"负的方法",目前学术界常认为其来源于中国哲学的直觉法。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以逻辑分析贯彻始终的新理学,不能直接容纳以直觉为特质的"负的方法"。众所周知,"负的方法"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和神秘主义方法,但它与新理学兼容的关键,却在于它的基本形式是逻辑分析。就逻辑化的"负的方法"而言,它的中国哲学来源是道家和禅宗在语言层面的破执法,即内涵为空的形式命题和应机语用法。实际上,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虽都是"负的方法",但前者是以逻辑分析间接地呈现形而上学中的神秘部分,而后者则直面神秘本身,亲身获得直觉感知,这是逻辑分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新理学"负的方法"与中国哲学直觉法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伦理道德的本性是"精神","精神"是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共同话语,由此可以建立起文明对话的话语平台。"‘精’—‘神’"的二元构造使其概念地内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矛盾,于是建立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寻找其"中国气派"便必须而必然。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与法哲学的统一。黑格尔所建立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揭示了伦理道德的形上真理,然而它只是西方精神史的历史哲学表达,并在法哲学层面"头足倒置"。伦理世界中的中国话语是"国—家"伦理实体,"中国气派"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精神哲学规律所造就的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中国话语是"内圣外王"的权力伦理与"义利合一"的财富伦理,"中国气派"是对国家权力"为政以德"的道德诉求和对财富"为富不仁"的伦理批判,呈现为对生活世界的道德警惕和伦理紧张;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是"义利—理欲—公私","中国气派"是"求诸己"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超越。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的警惕与紧张、道德世界的超越,三者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就是:伦理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简介: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是"一部专著性的教材",其专著性和教材性全都有赖于它在西方哲学史中有其根基;具体来说,《哲学通论》的哲学史底蕴主要来自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体现在:整本《哲学通论》在其最主要的几个问题节点上都借助于黑格尔哲学来建构自身的思路和结构,从而使这本专著性教材与黑格尔哲学形成了深刻的内在理论关联。《哲学通论》最具创意也最有特色的三个思路是: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思想"维度,作为哲学核心问题的"思想客观性"问题,以及作为哲学历史演进的"本体论中介化"进程。这三个思路都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并在与黑格尔的深度对话中建构发展起来的。
简介:倪培民先生是以西方哲学开启其学术研究的,但在留学并任教于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以后,反而走出了一条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起,倪先生即转向了东西方比较哲学,并在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外开辟“功夫论”的领域,即从传统所谓“功夫论”的角度来阐发儒家学说.21世纪以来,倪先生又撰文倡导《将“功夫”引入哲学》,并积极参与、评骘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应当肯定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应当从“合法性”讨论走向具有“立法者”意义的自觉;而其英文著作《孔子:人能弘道》一书,自然可以视为倪先生以中西双语对孔子思想的言说与阐发.至于其新近刊发于《南国学术》的《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与发表于《孔学堂》的《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则无疑代表着倪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一种新的阐发.倪培民先生的这一走向,既对“留洋”之士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值得本土学者认真咀嚼.
简介:自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思辨哲学的失望态度,消解了传统哲学问题后,20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界弥漫着哲学危机论、终结论之类的悲观情绪,寻找当代哲学的出路成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拯救哲学危机的努力使当代哲学走向了多元化的场景。但这是一种哲学的转换、转向,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这种转向表明哲学不仅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而且在寻找新出路中开拓发展,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研究空间也更加开阔更加自由了。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的繁荣,便是标志。与此同时出现的生活哲学的复兴,标示了重新回归实践和生活已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生活哲学与哲学生活的关系、生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和生活哲学的涵义与特征是深入开展生活哲学研究的三个具有前提性基础性的问题。生活哲学必须面向生活世界本身,回归到生活实践之中,关注当下时代的发展。
简介: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经历了多重逻辑下学术话语、研究热点、写作范式等方面的变迁。1978—1987年,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是“实事求是”,研究热点是革命史观下的“先进人物”,写作范式处于从“两军对阵”到“认识史”的转变之中。1988—1997年,其主流话语是“追寻智慧”,研究热点转移到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写作范式由“认识史”进展至以“智慧”为中心。1998—2007年,其主流话语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此近现代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整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研究热点是现代新儒家,同时在近现代哲学整体上取得进展,写作范式更为多样化,并表现出重视历史具体性的趋势。2008—2017年,其主流话语是“文化自信”,近现代哲学研究整体上进入一定的总结阶段,写作范式更为偏重历史具体性,尤其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简介:古希腊哲学不仅是话语体系、理论体系、论辩活动或逻辑分析,更是追求智慧的生活方式,哲学话语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本身是不同的。古代哲学与哲学家的具体生活不可分,哲学家总是不满于流俗的生活,他们竭力追求一种真正值得过的生活,从而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极高明的生活智慧与哲学家的生活是不可分的,换言之,古代哲学家是知行合一的。古代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但古代中国一直不乏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的哲学。孔子、老子、庄子、王阳明等都是知行合一的哲人(哲学家)。但现代学院派哲学已沦为话语体系、论辩活动或逻辑分析,已不再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这是哲学的堕落和悲哀。哲学须回归生活,重新追求极高明的生活智慧,才能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
简介:科学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究竞该如何看待科学,依然存在许多争论。传统科学哲学立足于科学的内在发展来理解科学,科学的人文社会研究则试图打开科学的黑箱来揭示传统科学观的局限性。刘大椿教授基于这些历史发展,在一系列论著中论证了“从辩护到审度”的科学哲学观。为了深入探讨这一“审度的科学哲学观”,《哲学分析》编辑部于2013年9月初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了以“从辩护到审度: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为主题的第八届《哲学分析》论坛。本专题刊出的四篇论文围绕刘大;溶教授的科学哲学思想和科学文化观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最后一篇是刘教授对四篇论文的总体回应。
简介:哲学的开端与哲学史的开端不同,哲学史的开端是学术史的问题;追问哲学的开端是追问哲学这门学问本身的根据。开端与根据相关,是因为开端总是一种设定,它规定着一门学问的对象、方法等。哲学没有特定的对象,其方法也不定于一格,这不是说哲学本身没有设定,而是哲学在其开端处的设定是最少的。作为常常为其他学科提供设定的哲学,其自身的设定又必须是最可靠的。对自身根据的追问是哲学这门学问的尊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其各自传统出发对自身根据不断挖掘的历史。哲学的最终根据是唯一的,中西哲学在这里会面。哲学就是一再从生活的各种角度追问其最终根据,又将这个最终根据作为开端贯彻到生活中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