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佐藤春夫的中篇小说《北京》是典型的国策文学。主人公、留日医学士蒲氏因中日两国间"力的冲突"而废除了与日本女性的婚约,但回到北京后却与此女隐秘交往,这一设定暗示了战争无法阻断的、"亚细亚之子"宿命式的命运交汇。战争中,因在爱中国与爱日本之间左右两难,蒲氏拒绝效力伪政权,而选择以政治上的"去身份化"、中立无为和行动上的"无害化"、有所作为来报效两国,这实则是佐藤为沦陷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的周作人式的"爱国选项"。战时语境下,蒲氏家族结构的国际色彩及其内部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杂糅、互动,一方面隐喻了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化对比中将日本人、日本文化置于崇高地位,为日本侵华制造合理性、美化日本侵华罪恶的同时,又以对欧洲列强火烧圆明园的批判等,为"大东亚共荣"话语提供了逻辑支撑。
简介:公正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在西方,自柏拉图至罗尔斯,均立足于人性自私,将关于它的理论侧重于制度设计。中国的公正思想则是道德自律主义的,朱熹首创式地实现了它的心本哲理化,具体在他解释程颐以公正解释《论语》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章时。朱熹用公体正用解程子的公正,体现了其将公正哲理化;以无私心解释公字,以好恶当于理解释正字,则体现了其公正思想的心本指向。朱熹的公正思想离不开其时代土壤:邢昺、刘畅、陈祥道、郑汝谐、张栻等的对"能好人能恶人"章的解释已包含他公正思想的因子;程门之学则是其源头。朱熹的心本哲理化的公正思想,在元点和意义生成上由阳明所完成:元点是"良知"(心体);意义生成上则是"致良知"(格物)。当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应是整合中西的道德自律和制度设计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