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侵权法具有积极的伦理功能，致力于完善人性使人具有更多的美德。对侵权法危机进行伦理诊断，意在为侵权法搭建一条人性回归之途。我国侵权法在思考入的伦理问题时只注重人的平等性和抽象化而忽视了人的多层次与多维度，在类型化的过程中隐去了人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差异，从而忽略入基于身份和角色而产生的伦理责任。损害赔偿的物化趋势亦在人的生存性与尊严性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张与撕扯关系，过错的客观化则使得支撑行为背后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不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进而导致侵权法疏于关注人的内心感受，忘却了对责任心与正义感的救济。侵权法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划定人们之间自由的边界，实现其制度建构与解释适用的伦理回归。

简介：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与律师角色定位的变化有紧密关联，是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然而，中国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之所以较为突出，还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制度移植中的误读，如对党派性理论和商业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律师职业伦理出现偏差；二是制度的缺损与不足，使得律师职业缺乏必要的伦理训练和有效约束；三是律师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和差异，使律师职业格外引人关注，并易于遭受负面评价。

简介：社会学大家韦伯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指其为家产制下“家父长制结构”,即君主在立法方面“绝不可能将任何可能束缚自己或其官员的特权授予其他的人”,司法方面则“重视的是探究实质的真相，而将搜索证据的程序规则置之度外……它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社会秩序的实质原则”。

简介：通过对软法国内化演变的追溯可以发现，软法理论的特点在于强调软法的实效性。软法论者以能否运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这一标准将扩展后的法范畴划分为软法和硬法，其实质是从保证法实效实现的要素角度对法进行的一种新的划分。但这种划分造成了保证法实效实现中的二要素——认同与强制的机械分离，特别是在软法的触角从社会法领域延伸至国家法并导致国家法领域“一分为二”之后，更引发了软法理论与既有的国家法理论之间的冲突。在目前我国法治环境质量不够好的情况下，不适当地提倡软法对我国法治进步容易产生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如何真正推进法治，包括真正实现“软法之治”，是目前软法研究首先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

简介：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是德日刑法当中热议的话题,被称为'犯罪论的试金石'。现在,责任共犯论与不法共犯论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的讨论主要是在惹起说内部展开的。只有与我国关于共犯的立法现状相联系,才能得出哪一种理论适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的结论。修正惹起说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可能的。同样,支持修正惹起说并不一定说明在整个犯罪论体系当中应当采纳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

简介：民法学界对诚信的研究主要限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围绕着诚信原则的法律概念而展开。事实上,诚信原则与诚信虽然密不可分,但也存在很大差别。诚信本身具有多元性,其实质并不能完全靠精确的概念阐释来体现。如此,拘泥于诚信原则概念的法学研究范式必然会陷入困境。诚信的实质在于诚信的制度基础,法学界要突破对诚信问题的研究,应该站在原则与制度统一的高度,从多个面向展开。既要从法律制度演化的角度来审视诚信,也要注意到诚信原则在法律塑造中的边界。

简介：在诠释学的语境之下，刑法解释是一个诠释性的概念，是指正义理念、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的相互对应。刑法解释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体，两者不可缺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刑事法治和司法实践的要求，而刑法解释的可能性，则是司法运作和实现法治的基础。

简介：解释法律,应从文章解释之通则,殆为世所公认。所谓文章解释,即以阐明法文多表示之意思与实质为目的之解释。欲达此目的,应并用文理解释于伦理解释,自不待言,但一般学者,多漠视社会常识观念,主张极端文理解释或极端伦理解释;于是法律观念与社会常识,遂有两相背驰之倾向。夫法律,所以调和实际生活现象者也,解释法律而不顾社会常识观念,则去法律之本旨远矣。

简介：我国劳务派遣用工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与理论研究滞后及对国外立法的借鉴不足直接相关。劳务派遣法律制度主要由7项基本要素构成：劳务派遣合同的适用条件、可续签的次数、累计持续时间、向直接雇佣和不定期合同转化的条件、劳动派遣的形态、登记和报告要求、同工同酬和同等工作条件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比较可见,我国劳务派遣的整体规制水平处于国际低端,因而调整思路为适度提高,调整重点为加强对劳务派遣机构的管制。具体制度改进方面,建议确立登录型和雇佣型两种方式、建立许可与报告制度、明确规定派遣用工适用的岗位性质、限制派遣合同的续签次数或持续时间、建立向直接雇佣转化的机制和完善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的连带责任等。

简介：本文研究的土地征收仅限于行政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在给予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强制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以及对农民房屋等土地附着物的拆迁等行政行为。开发商基于商业目的对土地权利的买卖和拆迁，牵涉到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不在土地征收范围之列，

简介：被视为美国现代集团诉讼的前身的息诉状,是英美衡平法上的一种诉状和诉讼形式。息诉状产生的普通法动因在于普通法提供的救济不足,当事人请求衡平法院介入以避免多数诉讼。避免多数诉讼可以成为衡平法院取得对普通法上的多个相似诉讼行使管辖权的充分理由,但衡平法院在决定是否行使此种管辖权时,通常会考虑其他因素,如多个诉讼之间的关联度、陪审制的适用度以及案件的复杂性等。息诉状案件具备群体诉讼的特征,适用代表制和判决效力的扩张。息诉状的主要功能在于避免多数诉讼和便利诉讼,而不承担接近正义、私人执法等现代集团诉讼所担负的功能。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吗？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法学教育教育界存在多种判断。在一流的法学教育大家那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法学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应当综合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素质。[1]有的学者则认为，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要和职业需求相结合，

简介：在司法裁判中,裁判者必须依靠经验法则才能进行法律解释、证据评价、事实推定等活动。由于具体经验法则的非成文性、裁判者经验法则的个体差异性和裁判者应用经验法则的偏差性等,经验法则的司法应用存在巨的大风险。而克服此种风险应当满足三个方面的规则：一是司法裁判中的经验法则应当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二是司法裁判应合理考量经验法则的例外情形;三是应设立合理的程序救济机制。

简介：对于共同犯罪人进行怎样的分类,这是由一国的刑法传承所决定并与其刑法文化相联系的。混合型分类方法在共同犯罪人分类这一简单但充满逻辑挑战的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冲突。通过证伪方法可以彻底否定那种分工形式用来认定犯罪的错误观点。作用地位分类方法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够较好地评价各共同犯罪人在同一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此较好地评定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从而为恰当地解决各个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轻重奠定基础。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规定中可以看出,正犯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正犯就是实行犯;第二,正犯就是主犯。但在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的主犯地位并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我国刑法有从犯但无帮助犯的规定。所以在中国刑法中研究帮助犯的概念还缺乏法律依据,在中国刑法学上谈及帮助犯的概念并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引入帮助犯的概念也没有意义。

简介：法律主体包含权利主体、义务主体、责任主体三种形态。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权利主体的权能并不一致；而就义务主体而言，既存在因法定义务而形成的主体样态，也包括因约定义务、道德义务而作为法律主体的情形。对于责任主体来说，“违法”、“风险”以及“关系”．都可能使一个社会成员作为法律上的责任主体而存在。

简介：我接着高老的发言来讲几句。首先祝贺咱们学报创刊五周年,我很高兴也很感谢有机会参加这个会。严格讲起来,我是诸位的同行,这个名单上介绍我是法工委的,那是80年代初,我在法工委干了八年。但是我后来到《中国法学》干了十年,其中有九年是当《中国法学》主编,

简介：从立法者的思维方式和实践中大量典型案件的处理路径出发,传统刑法解释学认为刑法解释的对象是规范,但此理论面对复杂的非典型案件时则显得步履维艰。刑法解释无法脱离个案事实而存在,单纯对规范含义的说明只是规范意义的抽象说明而已。刑法解释的对象既包括事实,也包括规范,还包括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互动关系。

简介：税收立宪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亟待补强的领域,也是中国法治实践的必然要求。中国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税收法治的基本原则,并合理安排保障公民税收基本权益的制度。与此相对应要具体研究有关的宪法解释、宪法修改技术问题。

简介：南海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南海问题的显现与升级有多种原因，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东盟一些国家强化对南海岛礁的抢占和加强资源开发力度，以及域外大国的参与及偏袒等。一般认为，南海问题包括南沙岛礁领土争议及海域划界争议，而处理这些争议的基础之一是必须进一步地明确我国在南海划出的断续线或u形线的性质，以及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应为岛屿归属及资源管辖线，而其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分为两类：基于海洋法制度下的水域和历史权利下的特殊水域，两者并行不悖，互相补充。为此，我国可根据直线基线的方法适时宣布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并运用群岛基线制度明确管辖海域范围，以确保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利益。

简介：毫无疑问,＂纯粹法理论＂为＂世纪法学家＂凯尔森（HansKelsen）赢得了更多的学术声誉。对此,阿列克西（RobertAlexy）的评价并不夸张：如此敏锐地捕捉到法的规范性问题,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1]。除了两版《纯粹法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以及宪法法院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