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近代，西方列强借助军事上的优势，在中国取得了治外法权，由此带来中西方文明在法律领域内的碰撞，这种碰撞使传统法律开始近代化建设，试图构建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法律体系。中国近代民事法律系的建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法作为部门法在近代中国的建立，始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清末修建，

简介：发展经济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需求,使得我们基于市场机制来限制自然资源损害无法实现,尽管它也是资源修复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寻找融合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工具,降低修复自然资源损害的压力,同时避免陷入资源商品化的极端处境。这既需要传统的私法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层次清晰的修复体系。我们既需要私法的损害赔偿又需要公法的行政补偿,以支持必要的法律运作,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简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中国法治模式，增强法治自信，成为当代使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整合域外法治资源以资借鉴，成为必然。然各国法治实践及其法治经验均与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密不可分，因此对域外法治模式的参考借鉴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在整合的基础上再言超越，方能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

简介：监察委办案规范的建立面临着转隶前纪委办案、检察机关办案两套存在明显冲突的规范的取舍、统一问题。根据两套规范在初查和立案是否统一,以及以谁为主统一,可以得到四个可能的方案。本文从监察调查权的性质、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方案的效率、改革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等方面论述了较优选项,即应当在初查和立案阶段以原检察机关办案规范为主进行统一,通过法律的有意留白和有限例外协调与纪委办案规范冲突的地方。在具体展开该方案时,不应对法律留白作形式性扩大解释,而应坚持原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调整,除非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明确特别规定。应当综合考虑冲突规则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寻找新的平衡点,建立监察办案规范。

简介：通过法律把种种体现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冲突的因素转变为建设性的综合体，这是法律整合欲达到的目的，为使此一目的得以完成，通过法律所进行的社会整合过程必须是一个有机整合的过程，一个使人们信任法律的过程和一个形成制度性架构的过程，而所有这些过程最终依赖的是良好的法律制度。

简介：本文从宏观角度说明:警察要想实现预防和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一方平安的目标,首先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自己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包括:对犯罪的预防控制作用,在社区管理中的服务作用,教育群众的作用和自身形象的感召作用等四方面。

简介：社区矫正突出了社区在刑罚领域的地位和矫正工作的实际,仅将罪犯作为矫正对象的概念是狭义的;我国目前的矫正措施基本上是合理的;我国必须设立专门的矫正机构;将人格作为矫正的客体意味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认识.

简介：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的舶来制度，公众认同是其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资源和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然而，受重刑和报应传统思想拒斥、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制度设计不健全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普遍偏低。由此导致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严重不足，使其异化为公权力主导的“司法矫正”，从而背离了社区矫正的内在价值和制度初衷。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实现有赖于：引导和改造公众意识，培育现代刑法观念；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

简介：社区矫正起源于英美，它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目前在许多国家中，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中国在前几年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浙江省作为流动人口众多、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省份，在倡导“法治浙江”进程中，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完善“社区矫正”的体制，对创建和谐社会，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简介：

简介：作为建设和谐广东的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创建和谐平安社区更加符合社区建设的原理和特质，反映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理念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创建和谐平安社区，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发展社区事业，提高社区成员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

简介：微罪不捕社区帮教机制在我国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会遇到大量问题。本文从探讨把握微罪不捕案件的认定标准，构建职责分明的微罪不捕社区帮教衔接体系，制定微罪不捕社区帮教考核激励制度，推行不捕双重说理机制入手探讨微罪不捕社区帮教机制的完善等问题入手，提出完善微罪不捕社区帮教机制等建议。

简介：地方自治下的美国社区听证在激励社区参与、促进社区发展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随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移转，公众参与热情的急剧下降，社区听证及其功能的发挥开始面临一系列挑战。美国试图通过重振地方自治文化，并辅以社区听证具体制度的变革，重新焕发社区人对社区听证的参与热情，让社区人真正成为社区决策的主导力量，建设和谐、融洽的社区，将社区自治文化得以延续。这些有意义的探索，无疑对我国刚刚兴起的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深化基层组织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管理，为我国加大基层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指明了方向。学习他国经验，完善我国社区听证制度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简介：各国社区矫正的模式多种多样。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也涌现了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社区矫正“1＋X”模式包含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人员组成、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经费来源等五个子模式，“1＋X”模式具有机构精简、人员构成合理、经费节俭、运作经济、立法适势等特点。

简介：赋予检察机关社区矫正监督权,对社区矫正开展执行监督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应针对当前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建议完善相关立法,完善配套工作机制等方式加大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力度。

简介：做"好编辑"是有路径可循的吗?很多人说有,可是真不见得.比如说做到术业有专攻,但在学术分支细如发丝的今天,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再比如说做一个"法学的边缘人",既然朱苏力已经放言自己是"法学的边缘人",还有谁敢这样自诩?况且法学作为与神学、医学共生的三大学科,其实与医学极为神似,骨子里讳莫如深,态度上冷冷清清.这让人觉得很为难,不知道该勇往直前还是作守株待兔状.

简介：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是我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犯罪，是一个与和谐社会最不和谐的音符；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伴随着社会建设的全过程。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对于犯罪分子的处罚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并与社会的文明进步互相呼应，互相映衬。刑罚制度的先进、文明，直接作用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和教育、改造罪犯的形式，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推行几十年了。2003年我国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开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初司法部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我省是第二批试点省市之一，我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经启动。为了配合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做好我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广东省司法厅和广东省法学会于2006年4月27-28日共同举办“社区矫正工作理论研讨会”，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建言献策。现将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简介：我国借鉴世界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引进并积极试点、全面推行社区矫正，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社区矫正立法提到议事日程，目前《社区矫正法》已进入立法的最后冲刺阶段。《社区矫正法》中应当明确社区矫正的基本属性是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是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中应当配备警察、社区矫正中各相关机构的职责和任务，需要建立省级以上财政统一保障为主的财政体制和权责利相一致的队伍职业保障机制。

简介：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行，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在我国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导致了无论理论还是实务的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法律疑问自然很多。学界和实务界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的呼吁，尤其是实务工作者，对通过法律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矫正范围、工作程序、法律依据等期待尤甚。本文以社区矫正实务为视角，试图通过阐释社区矫正实践中的法律障碍，提出社区矫正立法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简介：近年来,＂一核多元＂治理模式被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成果,但实质上这种新治理模式只是传统全能型治理的延伸和升级,以此为基础的社区治理法治化,只会产生一种＂翻新＂的威权主义治理。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社区多元民主治理的动力来自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这种分化的不足或者负外部性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公共性问题。社区社会公共性的发育,不仅需要多元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而且还需要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多元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推进都需要社区社会公共性来支撑。社区治理法治化既是多元民主治理结构形成的重要机制,也是社区社会公共性发育的重要支柱。简言之,多元治理结构、社会公共性和治理法治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驾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