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甄别和选择是界定公共利益的核心问题之一,学界亦争论很大。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实际上不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前者从主体角度,强调利益的公共性;后者从目的角度,强调利益的营利性。判定一个项目到底属于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要以直接目的为判断标准,以公共利益明显为原则。公共利益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但其并不否认私人开发,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法律上的经营方式进行管理。公共利益的非营利性是指公共利益的提供者不能从中赚取利益,并不意味着公共利益排除了经营性行为,在我国现阶段应严格坚持公共利益的非营利性。

简介：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释法系“将法律具体化”这个宽泛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法律争议中，法官援引法条处理案件，因此必须解释相关条款之意义。

简介：本文研究的土地征收仅限于行政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在给予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强制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以及对农民房屋等土地附着物的拆迁等行政行为。开发商基于商业目的对土地权利的买卖和拆迁，牵涉到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不在土地征收范围之列，

简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宪法学上的一个基本命题，受到多方宪法主体的影响。由于宪法基础的缺失，我国央地关系的协调呈现出了较多的非理性色彩。为此，就必须透过多方宪法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理解和把握央地法律关系的实质和全貌，在宪政层面上实现央地间的规范性分权，构建起制度化的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机制。

简介：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发达依赖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死刑观念。性善论基础上的教化主义死刑观、性恶论基础上的威慑主义死刑观与性有善有恶论基础上的预防主义死刑观，充分呈现出中国古代死刑观与人性观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于注重情性而忽视知性的经验主义倾向，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夹杂于理想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

简介：清廷确立预备立宪的基本国策以后,为了进一步的实施,于1907年9月派出第二批大臣,赴日、德、英等国续行考察宪政。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于1907年7月17日上奏朝廷,认为“近数十年来,环球各国无不颁布宪法”,“前者载泽等奉使出洋,原为考求一切政治,本非专意宪法,且往返仅八个月,当无暇洞见源流。”

简介：引言1982年宪法虽然规定了广泛的基本权利,但实施却不令人满意。有学者提出,其原因在于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不健全[1]。最高人民法院曾通过直接适用宪法的方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但引发了宪法的＂立法适用说＂和＂司法适用说＂争议。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通过停止适用＂齐玉苓案＂批复,在事实层面上终止了这个争议。

简介：慎刑观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刑法观，是传统刑法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古人所谓“制刑之义”，即指刑事立法的宗旨，属于刑法观的基本范畴，也是慎刑观与重刑观两种对立的刑法观分歧的焦点之一，对该问题的解读是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慎刑观的前提和基础。按照慎刑观的理解，刑乃“不得已而用之”的“治恶之具”，刑法的直接作用是“禁暴厘乱”；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辅政助化”，“明刑弼教”；而终极追求则是“以德去刑”，“刑期于无刑”，以达到“刑措不用”的“大治”境界。儒家的“民本”思想、“仁政说”以及人性论是慎刑观的理论基础。

简介：法律是什么？法律有效性的条件是什么？道德能对法律的有效性进行审视吗？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尚存争议。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和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不仅认为法律从实践上应当独立于道德之外,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认为法律从形式上应当独立于道德之外,在法律的承继上自身应当设计独立于道德之外的审视标尺,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性,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因此,从哈特的形式理性观分析＂道德对法律的审视＂这个问题颇有价值,一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无疑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在广度上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二是对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工作具有借鉴的价值。因此,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内涵作进一步阐释,运用哈特的形式理性观对法律保持对道德的独立性进行论述,从法律的渊源效力、多样性效力、适用范围效力、连续性效力、基础效力等方面对法律的有效性条件进一步论证很有必要。

简介：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走向经济民主化,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引起法律价值观变化值得关注;在北京进行的典型调查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法律价值观正逐渐丰富;行政法制革新要积极回应法律价值观的变化,从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推动民主化进程;在新形势下要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还要注重认知和运用条理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