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和解是对刑罚目的与功能理性反思的产物,是与传统报应思想不同的积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提倡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的当下,刑事和解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展现出来。刑事和解是否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是刑事法学者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赋予侦查机关对轻微案件的刑事和解权,这与侦查机关调查事实、惩治犯罪的侦查职能并不矛盾。刑事和解既然已经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侦查机关需要科学领会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和解的范围、模式、条件、程序以及监督与救济等几个方面认真把握,并在实践中细化落实。

简介：侦查实践表明,刑事错案中侦查过错主要表现是证据调查中的不当＂指证＂与侦查辨认、侦查讯问中的非法方法及运用刑事鉴定等侦查技术中的错漏。因此,侦查阶段预防与控制刑事错案,一是贯彻科学的侦查理念;二是推进侦查专业化建设,着力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三是正确处理讯问与调查的关系,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四是完善侦查考评、奖惩机制。

简介：侦查中有限信息下的风险决策是常态。虽然理论上风险决策因其不确定性无法彻底排除错案风险。但科学的风险决策无疑能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为防范错案，侦查风险决策中须避免思维定势、认真审核信息、及时有效反馈，并以证据控制做最后把关。

简介：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刑事和解作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体现,其制度价值与实务意义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作为刑事和解制度实现的一个重要形式,也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生命力。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和现实意义,并进一步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

简介：进入新世纪以来，军队刑事侦查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军队刑事侦查学》为代表的著作、论文的出版和发表．推动了对军队刑事侦查学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广泛应用，使军队刑事侦查学理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新世纪以来军队刑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特点明显、研究深入、成果斐然。

简介：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侦查意识的培养是适应刑诉法修改的客观要求，对于侦查人员侦查意识的树立与强化具有重要意义。侦查人员只有不断树立与强化人权意识、证据意识、科技强侦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保密意识、情报意识等，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完成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重任。

简介：有必要在贯彻新刑事诉讼法时将证据收集前的统筹规划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改变司法实践中反复退回补充侦查、重复收集同一证据、侦控证据收集无法有效衔接的状况。这就需要从新刑诉法所确立的证据观念入手，以检察机关的视角，考察证据收集的统筹主体，统筹对象，统筹方法等基本要素，并以此引申出对整个证据收集过程中建立证据统筹收集的基本模式，最终将落脚点归置到具体侦查活动的统筹路径的挑选上来。

简介：目前，在社会环境日趋复杂、法制逐步完善、公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的侦查体制显示出诸多弊病，提高侦查效率和保障人权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研讨的主题。有学者提出“检察引导侦查”，并有相关司法机关予以实践，但其学理基础、法律依据、实践效果都令人反思和质疑。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绝不是从某一角度进行的修补。况且，“检察引导侦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其在学理、法理上均站不住脚，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简介：秘密侦查通常存在着对公民人身权、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宪法性权利侵犯的风险,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其加以制约和监督。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为了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相对平衡,应当把秘密侦查纳入到诉讼化的轨道上来,在刑事诉讼法中从适用范围、审批权限、期限、实施程序等方面对秘密侦查进行全方位的规制。

简介：随着《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出台,沉寂多时的侦查学学科定位（或曰属性）问题再次引发热论。侦查学到底归属于谁？众说纷纭。但主要焦点还是集中在是属于法学还是属于公安学上。将侦查学定位于＂本质上属于公安学,但仍具有某些法学的特性＂,似乎能够更好地解决争议、息纷止争,也更能体现侦查学学科独有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能够为侦查主体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提供思路,使其朝着科学化和法治化方向迈进。

简介：俄罗斯的秘密侦查长期以来没有法律规范,导致公民权益时常受到侵犯,为了落实与体现1993年俄罗斯新宪法规范的精神,以及协调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2002年5月29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对《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作了20多次修订和增补。其中第58号法律增订了第185条第2款、第186条,终于规定了邮件检查和司法监听这两种秘密侦查制度。从此以后俄罗斯执法机构实施邮件检查与司法监听等秘密侦查行为开始具备了法律上的依据。俄罗斯秘密侦查立法的特色是：构建了秘密侦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加强了司法审查机制对秘密侦查的控制力度。

简介：何邦武、李珍苹在《法学杂志》2011年第9期撰文认为，在职务犯罪中使用特殊侦查，是因应当前此类犯罪复杂性的应然之举，符合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非绝对性特征且服膺于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避免紧急危难的社会实际，也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所认可。规范特殊侦查行为应该明确遵守程序法定原则、审查和监督原则、比例原则、保密原则等，并就实际侦查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还应赋予相对人一定的救济权利。

简介：在警察刑事执法活动中,被害人享有的权利是否充分是维护人权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被害人的权益常常遭到侵犯,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简介：基于广义刑事诉讼程序线性结构纵向的视角，将审前（或控前）以刑事侦查为核心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诸事项加以切分与组合而提出国际侦查合作概念，有助于重新构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理论基础，还原这一问题的诉讼法本质。从刑事诉讼阶段和国际合作的双重属性出发，将国际侦查合作归纳出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适用、成文法与原则、惯例互为补充、司法性与行政性高度融合和以高效便捷为发展方向四个基本特征，丰富了这一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本体性内容。

简介：抢劫银行储户案件危害性极大，此类犯罪嫌疑人往往经过精心预谋，且作案手段异常残忍、不计后果。对此类案件侦破应充分分析其作案特点及手段，紧紧围绕现场及周围监控锁定犯罪嫌疑人；围绕现场作案信息、实施串并案侦查：通过犯罪嫌疑人及作案手段锁定相关因素；围绕公安基础信息采集，进一步锁定犯罪嫌疑人；依托积极警务，建立和完善辐射社会面的联动预警机制，实施精密抓捕，从而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

简介：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的迅速普及,网络社交成为当今的一种主要社交方式,贴吧、论坛、人人网等网络社交方式也大量涌现,普及程度不断增强。这些网络的用户中,混杂着计算机犯罪分子。他们在网络社交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与证据。在情报主导警务的今天,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情报,广泛关联相关信息,对犯罪的侦查与预防有着积极意义。

简介：立足于轻伤害案件和解实践中的加害人视角,可发现现行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在情感性、自愿性、效益性三个方面存在问题,也看到了和解充满着对当事人尤其是加害人及国家的风险。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应以从保障被害人救济之可欲走向保障被害人救济之公正为主旨,对侦查中和解的平等性、自愿性进行细密、实质地关照。具体进路有：限定经济赔偿数额范围;实施和解协议履行中的国家救助;慎用强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性强制措施;确立被害人谅解后大胆结案的惯例;做好对和解的引导和监督;树立正确的工作策略与态度。

简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的技术侦查制度,解决了长期以来技术侦查实践无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受囿于种种因素,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技术侦查制度的规定过于简略,既未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也未明确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审批程序,从而使相关规定缺乏程序法应有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实施,程序规定过于简略带来的问题都将暴露出来,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与审批程序亟待随后出台的立法、司法解释及部门规章加以明确。

简介：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纳入立法,并对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证据效力作相对明确的规定,此项举措在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一定进步,中央司法改革精神、当代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打击犯罪的新形势等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此项变革。新刑诉法在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形式规制上仍存在模糊、适用范围也留有开口,令状主义尚存在局限,权利救济程序阙如,实为造成条款备受争议的微瑕之处。在今后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当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内涵和形式进一步明确,对其适用范围的弹性条款进一步限制,加强对技术侦查措施启动的批准控制,逐步完善权利救济程序。

简介：当前,我国学者对于侦查权的性质主要有司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兼行政权三种观点。侦查权性质的不明确,导致警察权性质的不明确,进而导致公安机关在国家机关中定位的模糊。因此,确定侦查权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侦查权的职能、特征和运行规律上看,侦查权应当是一种行政权,同时具有一定的司法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