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简介:2011年,美国总体实力继续在相对衰退的轨迹上继续下滑,全球战略呈总体收缩态势,对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主导进一步削弱。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对国际体系重组仍拥有其他行为体所没有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如军事安全)和某些地区(如亚太)仍有局部进取。2012年及以后。美国及西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将进入深度磨合期,中国需要在美国大选期间提高理论和战略自觉。重视政策策略运用。注意舆论动向和导向,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并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简介:中国因历史、地理、科技和意识等原因,积累了较多的海洋问题。为解决这些海洋问题,中国提出了具体的海洋政策,包括优先使用政治方法解决海洋争端,兼顾他方立场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合作制定规则、管控危机、资源共享的基本政策,坚持"双轨思路",提出"和谐海洋"理念等。它们蕴含丰富的文化要素,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和为贵的特质。同时,中国的这些海洋政策,不仅具有国际法的基础,而且经实践检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符合国际海洋发展趋势。为此,国际社会应积极支持中国的海洋政策,使中国在搭建海洋平台、加强海洋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维护海洋安全和秩序、实现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处作出更多的贡献,以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法制度和国际秩序。这是国际社会的重大责任和应有职责,也是传承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
简介:1998年5月5—7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期间,与叶利钦总统会谈后,又征得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曼诺夫的同意,决定建立俄—乌—塔三国联盟,并已经责成专家小组开始起草条约细则,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签署。这是在独联体范围内相继成立了“哈—乌—吉—塔中亚联盟”、“俄—白—哈—吉—塔五国关税同盟”、“俄—白联盟”、“格—阿—乌(克兰)—摩联盟”等小型合作联盟以来,又将形成的一个新国家联盟组织;是目前部分独联体国家在原有合作模式难以实现突破性改革的前提下,以特定的共同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驱动为基础,谋求准独联体范围的地区和跨地区合作形式的新探索。
简介:奥巴马执政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的势头,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追求战略上的再平衡。这一政策举动实际上是通过在安全与经济两条同步进行的路径推进的。一方面,美国强化了亚太地区既有的联盟体系,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推广经济规则的形式增强对这一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最突出的举措就是通过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加强与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这一系列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含义。学术界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内容相近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立足于联盟经济理论,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安全事务与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后发现,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安全效果的增强,其所发挥出的联盟经济效果也愈发明显,这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形成了潜在的挑战和冲击。这种经济上的挑战和冲击与安全上的挑战和冲击相比,其表现虽不甚明显,但是它的影响和冲击恐怕会更深入持久。因此,我们应通过安全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全面审视中国的周边战略,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意见。
简介: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