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明夷》是问题较多的一卦。在传统易学的脉络下,前五爻与上六爻之间,存在着明臣与暗君的对举。《明夷》的主旨在于阐明君子处"明夷之世"行"明夷之道"。爻辞"明夷"二字的理解,是传统易学诠释困境的症结所在。其实,爻辞的"明夷"多是以明夷鸟比喻(或象征)君子。各爻的内容,分别与殷周之际的相关人物和史实对应。初爻指文王囚羑里的经过,二爻指文王脱羑里的过程,三爻指文王克崇杀崇侯虎,四爻指比干之死、微子之去,五爻指箕子之佯狂而为奴,上爻指纣王之昏聩以致陨落。春秋以后,"明夷鸟"的古义逐渐湮没不闻,造成了后世的诠释困境。儒家对《周易》"观其德义",使原本以史实叙事为主的卦爻辞,获得了系统的义理化阐释。《明夷》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易》"经""传"之间的关系。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简介:睽卦卦义为睽而通,其卦辞与各爻爻辞亦皆围绕此义而展开。睽是睽乖之义,睽乖之所以能通,是因为本卦还有逊退之象义。卦辞之所以仅“小事吉”,是因为逊退只能用于非原则性冲突,或者仅作为一种策略运用。初九爻:“丧马”是睽,“勿逐自复”是通;“见恶人”是睽,“无咎”是通。九二爻:臣仆遇主人,本应退避,但“遇主于巷”,避无所避,是睽;因属情势所逼,自身无过,故“无咎”,是通。六三爻:受刑者艰难赶车,是睽;因赶车很卖力,喻能洗心革面,终能获吉,是通。九四爻:睽孤无助,是睽;遇元夫得助,是通。六五爻:同宗之间有乖违之事,是悔,是睽;乖违之事消解,故同宗之人一起登上宗祠吃肉庆祝,是通。上九爻:求婚或娶亲队伍似寇盗,是睽;“往遇雨则吉”,是通。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颜钧(1504-1596),号山农,明代后期泰州学派思想家,也是同时期儒学民间化运动①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王艮的"大成仁学",形成一套以仁为核心、以神为特征、以实践为旨归的"大中哲学"②思想.在泰州后学中,颜钧尤以独特的体仁工夫论及实践著称于世.即以工夫论而言,他将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说化为大中哲学的"体仁之方",但在具体进路上,又将之分作两个层次:"从心所欲"与"不逾矩".前者表现为提出"制欲非体仁"、"体仁之妙即在放心"以及"从心、从性、从情"等思想,主张疏导和顺任心性自然流行,此即所谓"放心体仁"说;"不逾矩"即是"知及仁守,庄莅动礼",意在顺任、放逸之后及时纠偏补正,诉诸知性见闻,并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这是儒学中一贯的"戒慎涵养"工夫.但是从"放心体仁"到"戒慎涵养"的工夫路径,其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割裂了工夫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并且也与他所追求的一体圆融大异其趣.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简介:本文从考辨"西学"原型、追寻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立说,运用概念辨析与历史重构相结合的哲学史方法,分析论证了晚明新起的学术思潮,及"预流"于其中的"少数创造者"士大夫与传教士群体之学术旨趣及其"近代"意义.认为:晚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原型,是以"天学"为核心的亦宗教亦哲学、亦政治、亦科技的复合体;以李贽、焦竑为代表的"三教归一"论和以徐光启、王徵为代表的"中西会通"论,这两股学术思潮共同导致了晚明王朝的理论危机;利玛窦立足于"天学"的宗教立场,徐光启立足于"理学"之哲学立场,共同确立了"易佛补儒"的"中国式"传教总策略,利本想依此进入中国士大夫上层社会以传播福音,徐本想依此恢复"朱学正脉",以挽救王学末流丧失儒家经学支柱之危机,结果却因意想不到的宗教角色向学术角色的转换,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中西会通"之历史机遇,出现了"会通中西"之大量科技成果.是泾阳王徵的哲学创作,它是以"理学"会通"天学"的神哲学范例,其价值不在科技著作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