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周公制礼作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有感于所处之世礼崩乐坏,向往周公之治,试图恢复周礼。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先秦儒家以周孔为圣人,而其他诸家则借批评周孔以表达学派思想。司马迁宣扬“周孔之道”最力,东汉明帝时将周孔之道纳入国家教化体系。隋代王通承孔子“从周”之志,提倡以礼乐之道化成天下。唐太宗时周、孔分祀,迄至中唐,韩愈作《原道》,区分治统与道统,“孔孟”逐渐代替“周孔”。明末黄道周认为宋儒乃因治统缺失而强调道统,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产生,因此他弘扬六经、回归周孔之学以救时弊。清代朱彝尊亦提倡周孔之道,而章学诚则认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必合于一,乃可通往周孔之道,道统于此有向学统转化的迹象。当今反思周孔之道的历史发展,对重建礼义之邦、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简介:<正>整个宋明儒学的基本精神是确认人性,并进而通过对存于人性中的天理与人欲之张力的处理,以重建儒家人的哲学.刘宗周是宋明儒学的殿军,他三易其稿的《人谱》是宋明儒学的最后写本.这个写本不仅是对以往思想的简单总结,更是直面阳明心学之后晚明思想所出现的裂变所作出的回应,宋明儒学的最终归结便于这种自身的推进发展中完成.然就笔者所见,除吴宓于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讲授“文学与人生”课程时将《人谱》列于“应读书目”(吴宓文学与人生》第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表现出特别的重视外,少有学者对刘宗周这一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作专门讨论.本文在借晚明儒学内外的问题以说明刘宗周《人谱》的性质之后,细论《人谱》,期望能展示出来明儒学人学最终归结的精神旨趣.
简介:易学是诞生之后对经传进行阐释的研究学科,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解易观,即解释的指导思想;二是解易体例,即历代易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解经,以其解易方式的积累来显示某种系统的原则,故将其称为解易体例.这两个部分如同硬币的正反面不能分开存在一样,解易观均溶入在解易体例部分,解易体例体现解易观.研究某个易学家应将它们澄清条理化,先分析其解经体例的条目如何,然后再分析其解易观如何,而后可明显看出他的易学在易学史上占据怎样的地位.尤其是在研究王弼时更应如此,因为他的解易观,既有古文经学派的义理与象数的因素,也有玄学的因素,不能一概而论,而如此的两种解易观均自然体现于其特有的各种解易体例中.尽管如此,迄今研究王弼易学,由于拘泥于王弼是义理易学的创始者的成见,很少有人探讨其来源如何,而只是偏重于王弼易学内容如何.探讨王弼解易体例来源如何,能明显得出其易学与前代易学的关系,从而判别‘创始者'的称号之妥当与否.本文将对提出的体例中哪个是继承前代的,哪个是自己创新的问题,作一粗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