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简介：古人字前的“伯”：“仲”、“季”或“子”，或存或省，并非不可变通。《论语·雍也》篇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上博楚简《仲弓》显示仲弓向孔子请教的多是临民为政之道。《说苑·修文》说“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些皆可间接证明苟子承传了孔子、仲弓一系之外王儒学。在《孟子》书中，提到孔门十哲中的九位，唯独少了仲弓，苟子则极力批判子思和孟子。由此看来，弓荀学派之外王儒学，与思孟学派之内圣儒学相区分，似并非向壁虚造。

简介：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简介：在有着深厚隐逸文化传统的中国，把隐逸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高尚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历来人们的共识。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统一的隐逸思想，中国隐逸思想分为儒、道两派，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隐逸以合乎道义为准则，道家隐逸则以追求适性为目的。在儒家隐逸思想中，“高尚”的确是隐逸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不过与之迥异其趣的是，高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却并不认同“高尚”这个人为的概念，并且认为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高尚”性质才导致了隐逸的蜕化，使之沦为“禽贪者器”。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的人们总喜欢不加区分且自以为是地把一顶“高士”帽同样强行扣戴在道家隐士的头上，由此便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