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探讨和发展了雅克·拉康的'资本主义话语',将它与马克思的理论相结合以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本文同时吸收了马克思与拉康的观点,主张必须与危机的症状性特征建立联系,而不是倒错地迷信资本主义具有永恒自我更新的能力。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的教学当中,拉康力图解决一直沉寂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前提问题,他提出价值——这种根植于人类劳动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抽象——源于无意识,换句话说,源于工人本身内在固有的创造性知识,只不过这种知识已经被无意识能指所过度决定。在拉康看来,资本主义的抽象给自己设定了历史任务,那就是将人类知识的无意识实质转换为看起来可计算、可量化的价值以便交换并从中获利,以废除人类知识的无意识实质。对这一困境的分析使我们在探讨当前危机时能够注意到,资本通过剥削人类劳动产生利润的能力正在消失,当前的危机与这种能力的消失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有关。本文对与今天的绿色资本主义的'创新悖论'相关的这一困境加以探讨,并提出以下观点:与相信新一轮的科技攻势所具有的变革能力相对应的是一种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否认。
简介:学界关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思想关系存在着三种观点:师生论、独立论及继承论。通过研究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政治活动,对照他们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我们更赞成继承论。但这种'继承'绝不是盲从,因为列宁在哲学的研究和认识上,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所认为的俄国革命的道路只有一条的'单线论',而提出世界历史发展带有特殊性的'多线论'。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理解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立足于物质本体论的视域,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先验地预设着大全真理的'一般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而转向'历史',将人的实践活动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上,他超越了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囊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思想,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整块钢'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
简介:近20年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出现"失语"、"缺位"、"告别理论"等诸多问题与倾向,这不仅遭到多方责难与质疑,也产生若干理论分歧。在本访谈中,一方面,熊元义认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绕开分歧,只有深入地解决分歧、才能真正推进文艺批评的深化——由此提出文艺批评的理论自觉问题。另一方面,熊元义着眼于对中国悲剧的研究,他将中国悲剧精神概括为:邪恶势力可以碾碎我们的骨头,但绝不能压弯我们的脊梁。身躯倒下了,灵魂仍然要战斗。力图将悲剧问题与当代艺术批评实践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熊元义通过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现状的反思,指出我们需要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界民族艺术观的发展,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批判力量。
简介:具有"实践型"与"理论型"双重面相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历史进程应当包含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很好实现上述两个维度的有机协同。界定这一问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二元互动关系格局出发,深刻把握结合是关键、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中介、以解决中国具体重大实际问题为最终目标的"三重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维度从建党后就逐渐由非自觉向自觉展开,在推进实践化的进程中也逐步迈开了理论化步伐。从理论与实践双位叠合的视角而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整逻辑起点的生成。
简介: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人的问题”,即人不但丧失了自由个性,而且由于片面发展而成为机器附属物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因而导致了人失去了社会生活所应该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异化了的分工”。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要解决“人的问题”,一方面要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消灭“异化了的分工”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借助“综合技术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综合技术教育的“多元”本质能够促进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进而恢复其自由个性;它的技术(工艺)内容则能够让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进而为恢复人的意义提供社会基础。
简介:国有企业和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改革中却把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并加以运作。本文依据近现代市场规则以及国企性质和特征,阐述了国企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与作为竞争性经济组织的矛盾,分析了国企作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存在是否具有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合理前提与条件。认为,国企虽然具有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但在实践中维护国企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逻辑上仍然要求国家或社会直接承担创新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这不仅不利于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形成以民间资本为投资和收益主体的技术创新的格局,而且有悖于改制的初衷,进而指出了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风险和出路。
简介: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思想、霍克海默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等同于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以及马尔库塞“社会生产过程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等思想。哈贝马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政府干预的视角,认为科学技术掩盖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问题。这对于我们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互动共进具有重要启示。同时,哈贝马斯夸大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混淆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