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由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义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罗尔斯在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中强调自己的正义观是“自由站立的”,即对其证成并不依赖于广包的道德或宗教学说,但这并不表示它背后没有道德基础。社会契约和公共理性是正义的理论基础,而尊重人、永远把人当作目的的观念则是其核心的道德根基.这是民主社会中人们的重叠共识得以形成、发展并遵守的根本所在。它超越具体的道德和宗教学说的信念,却是普适的根本准则。人民主权只有在服从最高的道德原则、规定为关注并尊重人这一普遍义务时,才能理解为体现了合乎理性的共识,从而达成正义的基本原则,成为人民普遍遵从的法则。
简介:如果我们把哲学的理路划分为理论哲学理路和实践哲学理路,那么,原本的马克思哲学便是一种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最高发展的主体性哲学之超越的现代实践哲学。正是马克思的现代哲学奠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实践哲学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看来,生活认识和理论认识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地将一方还原或归结为另一方,但它们之间是互为关联的。理论认识归根结底是派生于生活认识,从而依赖于生活认识的,因而,人不可能认识生活之外的东西,即便那些不实在的或根本不可能变为实在的东西,它们也源于生活。生活认识不仅为理论认识提供了基本的经验,而且为理论认识对自身困难的克服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参照。理论认识有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之分,科学认识是可以得到普遍证实的客观知识,哲学认识是人们的一种生活范导或终极意义。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简介:2018年4月27日,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天津社会科学院承办,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发展:新时代哲学的使命与担当”全国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十九届全国社科系统哲学大会在天津召开.天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浙闽,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俊莲代表地方社科院学者在开幕式致辞.开幕式由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史瑞杰主持.
简介:在对阿伦特(HannaArendt)政治思想的阐释中,不少学者较关注她具有鲜明政治哲学色彩的作品--《人的境况》,也有学者主张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出发去追溯阿伦特思想发展的轨迹,而阿伦特早期的传记作品《拉尔·凡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则很少被关注。在笔者看来,阿伦特于1930年开始写作的这部传记是理解其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缺少它会造成对阿伦特解读的不完整。首先,阿伦特早年的研究重心是神学,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使她更多地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写于这一时期的《拉尔·凡哈根》一书正是她对现实的回应;①其次,无论是朋友还是阿伦特本人,都认为她与其笔下的拉尔的遭遇有诸多相似性;②更为重要的是,阿伦特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与她此后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将探讨的,即是阿伦特对浪漫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及其背后的理论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