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意义

沈天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完备的理论形态，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其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①]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伟大成果，是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新民主义理论完整体系及其所体现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形成，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无产阶级如何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如何夺取政权，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系列基本问题，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一)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的主要标志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根本特征的，它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基本形成，并于抗日战争时期经过多方面的系统展开而达到成熟的。这里所说的多方面的系统展开，最重要的是指较为完整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一方面，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作为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基本问题、基本经验加以提出的，它们虽有其相对独立的适用领域和理论体系，但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又确实属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包含在广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整个体系之内，另一方面，作为狭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的一些问题，如新民主主义对象、任务、动力、领导、目标等，即作为新民主主义科学概念、总路线、基本纲领等内容，又从总体上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开辟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正确道路。同时，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在当时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也就是与新民主主义的实际相结合，从这样一种视角来观察，也完全可以说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形成，是毛泽东思想体系成熟的主要标志。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已经对近代社会革命的基本类型从性质上作了明确的划分。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对在中国这样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应该如何进行革命作出具体论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创造了既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类型，又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类型的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类型。通过新民主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理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近代世界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类型的革命、两种类型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武装夺取政权，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普遍原理，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都适用的。但是，执行这一原则的表现形式，却可以而且应该基于不同的具体条件而有所不同。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不仅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且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这一革命道路的理论。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党还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产业工人数量很少，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并使之更加具有创造性的活力。

第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思想，是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一个基本武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结构出发，不仅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而且为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指出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的组成部分，是战胜敌人的法宝；强调统一战线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小资产阶级为可靠的同盟军；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对于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历来作为革命对象的大资产阶级，要根据其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以便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主要敌人；无产阶级要在正确认识敌我友的基础上，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并对其给以政治教育;必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等等。

第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思想，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正确关系，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在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之后，采取和平的方式，对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形式，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独具特色的革命转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依据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不可能是某一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是具体、生动的事物，随时随地都要以其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

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却过早地放弃新经济政策并进而形成了以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苏联模式”，严重影响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富于理论创造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创立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主要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最根本的是二者在思想方法论基础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创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创立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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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克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