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乡地名源流考

彭雪开

摘要：安乡，古名作唐，其得名当与楚灭唐国有历史渊源。置县得名，与东汉“魁帅”移民此地有关。南朝陈天嘉二年(561)，析作唐县置安乡县，其得名是地貌社会变迁的结果。

关键词：作唐；安乡；深柳；地名源流

安乡县域，新石器时代末，应属三苗国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应是古越人继三苗人之后的族居地。春秋属楚国势力范围。战国中期属楚洞庭郡。秦属秦洞庭郡慈姑县地(亦云黔中郡慈姑县地)。西汉属武陵郡孱陵县地。东汉初属武陵郡作唐县地。

《后汉书·郡国志》：“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三，口二十五万九百十三。”辖县十二：临沅、孱陵、零阳、充、沅陵、辰阳、酉阳、迁陵、镡成、沅南、作唐。[1]《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作唐县，东汉置，治今湖南省安乡县北，属武陵郡。三国吴为南郡治，西晋太康初及南朝陈为南平郡治。隋改名孱陵县。[2]《安乡县志·建置沿草》：“东汉建武十六年(40)析孱陵县置作唐县，境内始设县治，仍隶于荆州武陵郡。”[3]自此，作唐为县级政区，载入国史、地志。

安乡县域，新石器时代末，应属三苗国地。《战国策·魏策一》：“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应是古越人继三苗人之后的族居地。据地下出土文物考证：我国古代三大部落集团之一三苗氏一支，确在南方，其活动范围，正是南方几何印纹陶的主要分布区。[4]程政财《洞庭湖区古文明的摇篮—汤家岗遗址》介绍：湖南省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距今6800年左右的稻谷)，分早、中、晚三期。中期(距今6400年)彩陶数量增加，出现了红陶白衣上绘红、褐彩的颜色，“图案有点线纹、网纹、旋涡文、波状纹等，其它装饰方法有印纹、刻划纹和拍印纹饰。”晚期(距今约5300年)陶器陶质有变化，白陶仅偶见，多夹砂陶、泥质灰陶，纹样无显著变化。学界公认：几何“印纹陶”是古越人文化独特标志。这表明安乡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存，是古越人继三苗人之后的文化遗存。

春秋初，楚人进入洞庭湖区，春秋中期属楚国势力范。战国中期属楚洞庭郡，后属黔中郡。《史记·秦本纪》：秦昭王二十年(前277)，“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越年“楚人反我江南。”后终将楚黔中郡划入秦国版图。

共和国成立后，国史、地志，皆言今安乡县境为秦黔中郡。自湖南省龙山县里耶秦简出土后，经考证今常德市所属各县，当属秦洞庭郡。[5]秦始皇二十年(前221)，普置郡、县后，属洞庭郡慈姑县地。后因楚人反秦，复为武陵郡名，属武陵郡慈姑县地。西汉高祖五年(202)，为武陵郡孱陵县地。新莽时属建平(武陵改名)郡孱陆县地(由孱陵改名)。东汉建武六年(30)，复名原郡、县名。直至东汉初，始置作唐县。

作唐得名，当与楚灭唐有关。

作，劳作。在甲骨文中有“贞作大邑于唐土。”“令尹乍大田。”可释为令史官开垦田土之意。[6]《易·乾》：“云从龙，风从虎，至人作而万物睹。”《说文》：“作，起也。从人从乍。”而乍为“作”之古文，互通。

唐，古通塘，蓄水的坑；亦为姓。《淮南子·说山训》《说文·口部》皆作池塘解。《说文解字注·口部》：“唐，引申为大也。”“唐，又(引申)为空也。”“唐，凡陂塘字古皆作唐，取虚而多之意。”这表明唐、塘古义相通。也可释为姓。《广韵·唐韵》：“唐，亦姓，唐尧之后，子孙氏焉，出晋昌、北海、鲁国三望。”《通志·氏族略二》：“尧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县是也……成王灭唐，故子孙为唐氏。此晋之唐也。《左氏·宣公十二年传》‘楚子使唐蛟与蔡鸠居告唐惠侯，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其地在今隋州唐城县，此楚这唐也。”楚之唐，为周王朝所封，姬姓，在今湖北隋县西北唐县镇，公元前505年为楚所灭。

《左传·定公三年》(前507)记：蔡昭侯、唐成公分别带礼物朝楚，结果被楚令尹子常逼索，欲扣留两国君3年。后如愿以偿，蔡、唐两国君，才被放回本国。第二年，晋国应蔡昭侯之请，联合13个国君及周、齐大夫于召陵，共谋伐楚未成。但楚失礼于蔡、唐，各国共愤。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乘楚国内患，在伍子胥、孙武的策划下，联合蔡、唐两国伐楚。吴军长驱直入，五战五胜，直抵楚之郢都，逼使楚昭王逃入隋国，吴王派兵追索，在隋人劝说下，吴王自觉理亏，退兵。公元前505年，楚“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7]

唐国被楚灭国后，其后裔一支，迫于楚人欺逼，被迫南迁，渡过长江后，聚落在洞庭湖平原今安乡县城西北部，聚邑而居，开垦荒地，筑堤坝，挖池塘，引水溉田，为纪念唐氏后裔在此立业扎根之功，故得名作唐。后唐氏子裔迁播三湘，为湖南大姓，尤以湘南东安县为著，湘北以安乡县为多。

作唐应为孱陵县一自然地名，后成为境内著名的地域地名，当与东汉王朝实行“宽政移民”政策有关。

东汉光武帝刘秀(前6-57)称帝后，实行解放奴婢、减轻田赋、“省减吏员”、撤并州县，废止地方兵役，兴修水利，移民垦荒等善政，使国内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老百姓生活有所改善，史称“光武中兴”。《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度田，是刘秀诏令州郡核实户口垦田数，目的是抑制土地兼并。一些州郡官吏因惧怕豪强，不敢稽核，反而以“度田”之名，敲诈中小地主和农民。终于激起地方兵长、民变，“攻劫在所，害杀长吏。”刘秀果敢用计，使其互相攻杀，又令牧守令长“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1]46

魁帅，是指那些兵变民变的首领。这些魁帅，有多少人，又徙往何郡，是否迁徙于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内，史无载，但也非不可能。

其一，依当时云梦泽及洞庭湖周边自然条件看。其时，今安乡县洞庭湖区呈平原地貌，地势平坦，沃野数百里，地广人稀，最宜移民垦田。至东晋南北朝时期(317-589)，荆江沦水(景水)，冲过今安乡县内黄山垭口，南流入境，东过景港(1950年划属南县)，注入赤沙湖，导致东洞庭湖扩展。澧水受沦水干扰，在境内一分为三：东、西支分别流入赤沙湖，沅水东南支主泓出澧江口，注入洞庭湖。其时地貌呈平原向沼泽演化之势。平原沃野，水乡泽国，更适宜移民垦耕。

其二，东汉初，汉光武帝“徙其魁帅于它郡”，极有可能其中一部分魁帅率其族人与部众，迁入当时孱陵县今安乡境内，聚落在作唐一带。由于人口增加，交通便捷，土地肥沃，聚落成乡邑，作唐由自然地名转化为著名的地域地名。这为作唐置县，提供了条件。

《水经注·澧水》：“又东过作唐县北。作唐县，后汉分孱陵县置。澧水入县，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南流经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数千顷。”[8]这一记载，恰好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徙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是一致的。这一年十月，汉光武帝析孱陵县置作唐县，以作唐乡邑为县名，实现了作唐由著名地域地名，向县级政区地名的转变。县治，今考驻今安乡县安全乡槐树林。现存古城遗址，城区面积约1平方公里。[3]52

作唐县域，始置时相当于今安乡县地，县治又驻今安乡县城北(安全乡)。因此之故，安乡县古称作唐县，是可以成立的。三国时，作唐县境扩大，相当于今湖南津市、澧县、安乡县地。后人将作唐县与安乡县，区别开来，也有道理。但从历史渊源上，安乡县与作唐县以及孱陵县，关系密切，依源如一。

安乡，何以为名？

安，静止、安适。字出甲骨文，字形象女人在宅中之状，字义表示女人在宅中，一副安祥怡定的样子。《说文》：“安，静也。”《尔雅·释诂下》：“安，定也。”乡，《国语·齐语》：“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汉书·百官公聊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由此观之，大乡若有万人，小乡约在万人以下，是县级下一级行政管理机构。如同今县、市所辖乡、镇。

安乡置县之前，是否为作唐县辖乡，史无明载。但依其时作唐县所辖境不大，至少置3乡，安乡应为其3乡之一。安乡应是作唐县辖境乡域政区地名。

安乡何时置县，众说纷纭。《隋书·地理志》载：隋开皇九年(589)，平陈废南义阳郡，置安乡县。明隆庆《岳州府志》、清乾隆《安乡县志》、清同治《直隶澧州志》，皆认为南朝陈析作唐县置安乡县。《读史方舆纪要》谓南朝梁置，《名胜志》谓南朝陈置。

南朝陈天嘉二年(561)，置安乡县，有史实依据。

其一，国史有载。《陈书·世祖纪》陈文帝天嘉元年……三月“甲子，分荆州之天门、义阳、南平，郢州之武陵郡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领武陵太守，治武陵郡。”秋七月……乙卯，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隋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其二，朝廷平定湘州后始行“土断”之策。“天嘉二年春正月……辛末，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秋七月景午……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悉平。”[9]其中，义阳、河东为侨郡。“土断”，东晋和南朝为解决侨置问题而推行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分配田土故称“土断”。由此可知，这一年“同土断之例”，实行“土断”而置安乡县，是有依据的。

其三，义阳郡”战乱平息后，析作唐县置安乡县。《隋书·地理志》澧阳郡：“安乡：旧置义阳郡。平陈，郡废。”这佐证陈天嘉二年(561)，已置安乡县为义阳郡治。《湖南省志·地理志》在“东晋：作唐县”项载“南平郡治。”作唐既为南平郡治，又在此置“南义阳太守，义阳郡别见。晋末以义阳流民侨立。”这说明南义阳郡治，必须别择其县地。于是在陈天嘉二年“义阳郡”战乱平息后，析作唐县置安乡县，就成为必然选择。

其四，《隋书·地理志》载：隋开皇九年(589)平陈废南义阳郡，置安乡县，当为误载。据《隋书》《陈书》所载：隋开皇八年十一月，大举发兵攻陈之前，陈为独立王国，统有荆州江南郡县，另有江北郢州(今湖北武昌)据点，沅州(治武陵)、湘州(治临湘，今长沙市)以及广州、桂州等郡县。开皇九年(589)正月，攻破陈都建康(今南京市)，俘陈后主。二月陈境全平。隋占领陈之州42个，郡109个，县439个。南平、南义阳郡即在其中。其时安乡县早已为南义阳郡治，作唐县为南平郡治了，焉有其时设置安乡县之理。

其五，南朝陈置安乡县，是西晋政府实施“土断”的结果。侨置的州郡县，东晋政府给予侨民以优复(免调役)待遇。而侨民中的豪族地主，占田广大，隐匿人口，导致土、客籍矛盾尖锐，妨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兵员征集。于是政府行“土断”法，即把侨寓户口编入当地郡县，负担赋税徭役，使侨郡侨县成为有实土的郡县，称为“土侨”，直到南朝末才取消。明隆庆《岳州府志》载：南朝陈析作唐县置安乡县，为南义阳郡治，是西晋政府实施“土断”的结果。[10]

安乡何以得名？

按明隆庆《岳州府志》载：“县境左挹洞庭，右接兰澧”，因取“洞庭、兰澧诸水各安其流”之义名县。以后中国国内国史、地志，皆以此为据，别无歧义。[11]这值得商榷。

其一，南朝陈天嘉二年(561)，析作唐县南部置安乡县时，县治即南义阳郡治(今安丰乡与安裕乡汇口村与羌口村之间)。其时安县乡治，以坐北朝南向左距洞庭湖三湘之一赤沙湖，尚有百余公里，何谓“左挹洞庭”？挹，古今文中多释为“牵引”之意。依当时安乡县治地望，遥隔一百余公里，只能是“遥望”洞庭了。其县治即郡治，位于澧水之西约数公里，与沅水相距最近处亦有70余公里，又何有“右接兰澧”之说？兰澧，指澧水，因《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沅有  芷兮澧有兰”之句，故称澧水为兰澧。明隆庆年间(1567-1573)，距南朝陈天嘉二年(561)，已逾1000余年，在科技不发达、信息闭塞的古代，若无文字记载，难以知晓安乡县置县的地貌水文之况。原来，安乡置县前，境内地貌水文，已向平原演化；东晋南北朝时期(317-589)，地貌水文呈平原向沼泽转化之势。唐、宋、元、明之时，县境北部多平原沼泽，县境南部沦为洞庭水域。明嘉靖、万历年间，县境中部于浅水湖区筑垸防洪，至清代以下，县境由沼泽演化为堤垸密布景观。[3]69

其二，安乡县得名，实为企愿地名。明万年十年(1582)，境内移民众多，堤垸密布，得名于“洞庭、兰澧诸水各安其流”，是一种愿景。据有关史料载：唐至荆江北岸堵口前(618-1524)的907年间，洪水年15次，平均60.4年一次；到荆州北岸堵口后至“四口”(松兹、太平、藕池、调弦)南流形成前(1525-1873)的349间，洪水年有73次，平均4.8年一次，其中大洪年平均5.5年一次。[3]330共和国《安乡县志·大事记》：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长江大水，县境田园被淹，“浮尸逐波”；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水灾，上荆南道王在晋赈济。明隆庆年间所修的《岳州府》，只好望文附义来释义安乡得名的原由了，实为当政者的一种企愿，是希望洞庭、澧水，各安其流，减少灾患，使百姓安居其境而已。以此来释义安乡得名，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这非安乡得名的由来。

其三，安乡县得名，实是境内地貌演变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安乡置县时，县境“众水环绕，形如簰筏。”由于澧水受入境沦水干扰，河道纵横，赤河湖与洞庭湖连为一体，长江洪水泛滥时，洞庭湖泛扩，县境南部及汉寿县一带沦为泽国，故有“左挹洞庭”之说。平时沦水纵贯，连接沅、澧后，又归合澧口入洞庭湖，故有“各安其流”之谓。置县时，以安乡名县，实是境内地貌水文状况的缩写。另外，自东汉“魁帅”率其族属及部众，移民境内后，正如《水经注·沅水》所云“屯堨涔水，溉田数千顷”。至南北朝时，为安置侨民，南朝陈政府便析作唐县南境置安乡县，安置战乱中南迁义阳郡厥西、平氏二县流民，实行“实土”政策，允许流民开垦种植，定居繁衍，含有让移民安居他乡，过上安生的日子之意，故以“安乡”名县。安乡县得名，是综合因素造成的结果，非单一原因能解释。

明清之后，安乡县境，历遭水患，民谣“北水涨，南水堵，西水一来就喝粥”，是这种苦状的写照。取名“安乡”，百姓又何能“安乡”。共和国成立后，治水患，并堤垸，环境巨变，生产发展，百姓生活大为改善。这一企愿得到实现。[3]27～48然而，因县境地处洞庭湖平原，澧水斜贯境内，连江通湖，湖河泛洪，治水安民，尤为特重。

安乡县境内首置作唐县后，县域数析，归属数变，县名两改，县治三迁。[3]50-51唐贞观元年(627)，省孱陵县入安乡县，县治迁于今治(今城关镇)西南。南宋建炎二年(1128)，迁治今县城南；四年(1130)，始筑土城。元属澧州路。明依次属澧州府、常德府澧州、岳州府澧州。清属澧州直隶州。民国至共和国至今，各有归属。[11]1285

明万历初年围城筑堤防水患，但水患未止；清顺治十六年(1659),“权联民墙为城。”尔后建设屡兴，渐扩规模，至乾隆年间，始有8条主街。咸丰、同治年间，战乱不歇，围城失修，县城“通舟”，毁损严重，至宣统元年(1909)，仅有居民980户，5927人。民国时县治名称3改，至1949年，城区面积仅0.88平方公里。

共和国成立后，县治驻地改称城关镇，城区面目巨变。2008年9月，城关镇与安猷乡合并称深柳镇，因北宋时有“范仲淹读书堂”，清乾隆年间重修后，植柳数百株，更名“深柳书院”，故名。镇与城面积68.06平方公里，总人口11.61万，其中城区面积达12平方公里，人口约8万，成为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聚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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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境域地处洞庭湖平原北部。气候湿润。河溪港汊密布。富有农产，多产湘莲、鱼、猪等，为全国商品粮基地。水陆交通方便。工业多轻工产品。古迹有汤家岗、划城岗、庹家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参考文献：

[1]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2374.

[2]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507.

[3]安乡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50.

[4]彭适凡.中国南方考古百越民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7.

[5]彭雪开.武陵地名源流考[j].株洲：湘东文化，2013：(4).

[6]甲骨文简明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9：337.

[7]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323.

[8]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1：867.

[9]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36.

[10]安乡县志·安乡县建置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689-690.

[11]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285.

[12]湖南地名志[M].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2009：1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