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探析

杨斐

摘要：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就担负起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与积累，尤其是自1935年，中央红军汇合于陕甘宁边区并进入局部执政阶段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领导经过广泛开展边区文化教育，持续推进政治民主宣传工作，以共产主义为原则，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该体系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体系形成有机统一，共同属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了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为开端，直到延安时期成熟的文化思想形成脉络，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过程

作者简介：杨斐，出生于1987年，女，河南省濮阳市，在读硕士，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方向。

（正文如下）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探析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近代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形成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相结合，传承并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激发出华夏儿女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的民族品质，谱写出中国革命文化的恢弘篇章。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1] 。

“延安时期”是指自1935年，中共到达陕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为起点，直至1948年离开陕北，解放华北进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时期。在前后长达十三年的峥嵘岁月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文化建设体系，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随国内革命形势的演变，该文化体系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工作融为一体，大大推进了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与巩固，为解放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一、文化大众化的实践积累期

（一）青年时期的文化教育思想萌芽

     早在1912年，作为湖南第一师范的普通学生，毛泽东在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习作当中抒发了唤醒国民精神的文化之志，他以“开启民智”、“取信于民”等观点展开论述，表达了自己对推进文化教育、执政为民等政治理念的思索，其中，“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 [2]，凸显出古代劳动人民受教育水平低与国家陷入危机之间的深刻联系，认为唯有唤起民众的民族性意识，让人人都能独立思考、参与政治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此后，他利用课余时间积极投身社会、革命工作：1917，毛泽东参与并组织了湘潭校友会的成员共同创办了工人夜校，尝试为‘造成新国民及开拓能力之人材’而创，他将西方进步的平等思想贯穿于推进文化平民化、大众化的教育过程，提出“国人虽天赋、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 [3]；这段经历为他以后领导工人运动、深入农村调查等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探索方向。

（二）对民主宣传的漫长探索期

早在1919年，五四启蒙运动的兴起唤起了国民对民族性问题的反思，受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影响，青年毛泽东积极投身于救亡的社会组织工作当中。这一年，为呼吁社会各界反对军阀的残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次公开地批判了民众迷信和政治专制的问题，他认为，迷信的根源在于“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而共和制度不能施行，其根源在于“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结果” [4]。

建设中央苏区后，为推进民主型社会的建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队伍面向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政治、文化的宣传工作：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基本路线；在1937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他坚持认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人物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5]。直到1948年，毛泽东仍然紧抓政治宣传工作，并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强调以通俗的、生动的语言来宣传党的政策，从而教育和指导群众工作要循序进行，其目的在于营造和巩固边区民主的政治环境。

（三）以“文武双全”推进抗战的尝试期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起草并发布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抗日报国。在随后的党组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教育工作应包括在党的组织工作当中的重要意见，随着红军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高校的不断建成，加之国民精神运动的持续开展，“延安”以“团结”、“民主”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的到来，反观与中共苏区的文化革命建设相对立的，是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军沦陷区所推行的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文化政策，为实现文化专制，国民党反对派对其统治区的群众展开了所谓的“三民主义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日本侵略者更是对沦陷区群众实施扭曲、残暴的奴化教育。对比之下，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纷纷走进解放区，为保家卫国毅然投身革命队伍，1938年，毛泽东在会见世界学联的参观团时，谈到中央苏区对于中国的意义，他解释道，将边区的民主建设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榜样，使更多人看到并相信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真正的出路，这就是抗日救国的唯一道路。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熟期

（一）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作指导的文化工作

1934年初，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有关文化运动的经验总结，提出“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的总路线，具体来说，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以达到“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 [6]这一目标。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抗战宣传作用下，社会各界对于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解放区给予了舆论和组织上的支持，尤其是自1936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文化界、艺术界知识分子纷纷涌入边区，他们陆续成立社团并发行了众多文艺类刊物，创作、传播了许多反映苏区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为全国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战线建立起了一支红色文创队伍。

为促进和巩固解放区文创队伍的思想统一，1942年初，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针对学界、党员内部、文化界三个领域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分别提出了三个“反对”：其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党八股现象实质上是五四运动中消极因素的继承，在当前的统一战线的文化宣传领域，必须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抛弃陈旧的党八股风格，形成“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 [7]。这一指导意见，确立了文艺作品宣传风格的群众路线和革命主题；同时，奠定了解放区文化教育中普及科学的现实意义。

（二）对传统文化内容及形式的不断扬弃

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首次提出要建立“民主的新文化”这一目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政治、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能指导政治、军事和经济工作的。因此，建立这一“新文化”的前提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的形成和不断发展。

从历史进程上来说，五四以前的文化内容是封建的、落后的旧文化，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要突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同时要突出民族性和人民大众性特色。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批判性继承，和对西方进步思想的吸收和消化的两大任务。自陕甘宁边区的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国防经济和国民教育工作同步推进，抗大、鲁艺和一系列红军党校的创办为保家卫国凝聚起坚定的统一抗战信念，激发起全国各阶层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扬弃与传承；另一方面，党中央各级教育和宣传部门为争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坚持以苏区为中心、向全国各界传播各种共产主义性质的传单、宣传册等出版物，鼓励文艺创作者创新艺术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结合并传播，指导并实践于中国革命现实的具体问题，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体系。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1940年底，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对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了“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 [8]这一基本方向，具体来说，吸收一切有抗日思想的知识分子，加以培训后分别派往军队、政府等部门，其目的是为了让其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工作对象进行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对工作对象的了解，是开展党内一切工作的基本立场和落脚点。

在1942年，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的发表进一步说明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边区文化、文学、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工作，如何采取阶级分析法来进行文艺创作，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引入，对于文艺界出现的种种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具体方法如团结群众，向群众学习，普及和提高群众知识等，此次座谈会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延安文艺界创作队伍里出现的种种弊病，总结出以人民为中心，团结群众，深入群众以及为提升（普及）群众知识而创作的基本原则，真正走出了一条大众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

三、有机融入于其他工作的实践期（1945-1948）

（一）文化与政治工作的有机结合

1944年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 [9]，并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10]，随着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击败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内战也即将打响，在这一关键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处理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曾发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的发生更是彻底暴露了敌军的阴谋，因此，巩固和利用国内外舆论来博取公众对红军的支持，争取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就成了民心所向。自1945年发表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起，毛泽东紧紧把握时事，牢牢掌握广播、报刊的舆论阵地，陆续发表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等重要评论文章；旗帜鲜明地向全国各界揭穿敌军的阴谋，阐明了战争的形势，更申明解放军正义立场，动员全国各界为打倒国民党反对派、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支持革命。

（二）文化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

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以自己多年来群众组织工作的经验，总结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他提出了将动员群众和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方针，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应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直到1944年，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上，毛泽东对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论述，并强调“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11]，由此提出了文化教育和边区生产两手抓的相关措施：如分别对解放区的六个分区进行农村调查，以文化教育扫除文盲、改造农村二流子，以经济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等，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教育和动员群众积极投入生产，改善边区经济条件。

（三）文化与军事战略的有机结合

早在1936年10月，毛泽东曾就红军的政治问题提出，要从军事、政治、纪律、文化教育几个方面提高其战斗力，指出群众工作要与军事工作相结合，认为“发展思想斗争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12]，此后，以思想教育为导向，不断加强战士的作战水平就成为了我党治军的一项传统。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泽东率先提出，为杜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出现，必须加强党内教育工作，引导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受反动派所动摇，只有持续推进队伍的思想教育工作。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在1938年，毛泽东曾对游击战争总结出了一套全面的、系统的战略经验，整理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从红军的特点和解放区、根据地的不同条件入手，深入剖析了游击战争的重要价值和基本原则，以及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方法，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保障。

结语：

“左手拿手榴弹，右手拿宣传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句口号生动描绘了红军战士一面顽强斗争，一面进行政治宣传的革命形象。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文化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巩固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在不远的的将来，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加强文化自信，助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农村工作通讯, 2022(21):19.

[2][3] [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5]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简明中国教育史 王炳照[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9]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12]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