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张向阳

摘要：鉴于目前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不够理想，在文化参与社会关系建构的当今，我们有必要透过现状探究其深层社会原因，为中国文化文学进一步走向世界寻找对策提供方向。本文着重讨论了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第一大困境，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压制与颠覆。并指出由于“强权政治文化策略”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中扮演的角色、源于社会历史因素等的中西观念差异桎梏了中国文化迈向世界的步伐。突破这一阻碍，优秀的中国文化的充分性在全球语境中不断得以释放、提升和彰显，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国文化；困境；意识形态

全球化的今天，不与时俱进，推出自我，就会被世界淘汰，更别说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效用。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话语权的当今，再加上源于中西文化历史渊源和语言差异的西方大众偏好，以及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本元”— 即民族精神主体性和全球普适性相结合的自身文化身份构建问题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不妨先站在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他者眼中的他者和自我，以给我们今后的行动提供航向和实践指导。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各阶级斗争的历史。”^[12] 文学翻译，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亦是如此，一部斗争史，霸权与反霸权、压制与反压制、中心与边缘的斗争。

艺术虽有自身的自主性，艺术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也是通过自主性表达的，但它的现实性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这样一个社会功能呈现出来的，所以艺术从根本上是政治的。比如国际当代艺术的发展和确立，美国艺术霸权主义的形成，除了内在的西方艺术文化逻辑外，更是美国动用政治经济文化手段干预艺术的成果。^[]15的确，西方意识形态之所以自冷战胜利以来一直保持统领地位，与美国政府的文化战略是分不开的。美国一方面全方位多样态地加紧对不同社会地位的各群体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控制，包括对上层群体的威逼势诱和对普通大众的利诱。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大力扶持“亲美派”上阵，在包括文化文学在内等各领域发挥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是刻意倡导从学术上和字眼上弱化意识形态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政策，着意淡化国家政府强权政治对普通大众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操纵作用。

下面主要基于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文献和史料来分析荷载其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文化战略在其内政外交中扮演的角色。所谓文化战略，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而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的艺术。从特纳备忘录的 “文化外交”概念到美国战后对外关系的“强权政治文化战略”，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文化权力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加以运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去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16][1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制定并执行某项对外政策去保护本国自身的地缘及政治认同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和执行某项对外政策去影响和颠覆“其他者”的认同，使其对美国的政治认同无法构成威胁。^[]17除了采用军事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遏制外，美国政府还非常重视运用其他无形的手段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杜勒斯曾明确提出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力量，而且也包括经济力量，还包括一些无形的、能够决定人们去做什么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的道义力量和舆论力量。^[]18

早在1942年秋，特纳向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提出的一份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政策纲要备忘录中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任何同外交事务有关的工作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对外文化工作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同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保持一致，配合进行。”^[]19为了推进全球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模式，美国“既要运用自己的权势，也要运用文化交流这个工具”，“向赞同民主的社会集团提供更多、更好的经济手段和知识援助，使有关国家的政府和政策掌握在最同情和最能实行民主的集团手中”。^[]20而且特纳设计的对华文化工作的要点是:“用民主的观点重新阐述中国的传统文化”， 把美国的“现代文化”运往中国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为此目的，要“为中国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运货人”，即能够把美国的“现代文化”运往中国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精英者”。^[]21 美国的猎头们乐此不疲，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接近和降纳意中人，为己所用。于是被美国外交史学家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特纳备忘录从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提出了 “文化外交”这一崭新概念，为美国战后对外文化关系政策从“自由主义”的传统转向“强权政治的工具”轨道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22] [2

1961年2月，美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思想战”必须调动国内甚至国际一切可被利用的“兵种”，诸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

^[]23由此可见，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文化外交、强调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从事文化渗透活动的国家。

事实上，、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历史使命”，即要把美国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1943年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对外文化关系司总顾问委员会认为“世界文化中心已从欧洲移到了美国”，“战后世界将要求美国在文化上，如同在政治和经济上一样，在全世界担负起领导责任”。^[]24 美国教育理事会也毫不含糊地宣称:“美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概念，包括它的所有弱点和缺陷，都必；须成为战后秩序的基础。”^[]25 1945年9月出任助理国务卿的威廉·本顿更明确地指出“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新闻宣传，其任务是向全世界推销美国思想”。^[]26美国国务院非常同意本顿的这一观点。^[]27由此，美国旨在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全球一体统领化之目标昭之若然。

美国文化战略是怎么付之于行动的呢？桑德斯的《文化论战与中央情报局》可帮助我们稍加领略：

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场冷战就具有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等。”^[28][2

在美国，一些“大公司”（其实就是美国的那些大家族、大财团，如洛克菲勒家族财团、福特家族财团、惠特尼家族财团等）和“精英”（ 由哈佛、耶鲁等美国精英学校组成的大学“常春藤联盟”的各大学校友，其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国家精英），很清楚自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休戚与共。面对威胁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共产主义，他们很自然地联合在一起，同仇敌忾，配合中央情报局进行文化论战。^[29][2一直以大财阀雄厚的经济后盾和“精英”智囊团的智力保障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借助维护言论自由等幌子，实则进行以“文化”作为武器库的思想冷战，利用美国在“收集、取舍、制作和传播信息能力方面”占据优势的“软权力”，对全世界千家万户和无数民众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如1995年3月14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尽管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仍是“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30

另一方面，冷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另一种体现是把技术和贸易输出与文化输出相结合。^[]31作为冷战结束后“惟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利用它所享有的独特地位使它有可能利用“它在国际商业和信息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深化和巩固美国的文化权力，并用这种权力去“影响和引导”世界的未来方向。^[]321989年，美国国会开始谋求实施一项孤立中国的强硬政策，试图通过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时所采用的“遏制”手段对付中国。在1990年和1991年期间，国会通过一系列的议案，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制裁，并试图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而布什总统坚信通过对华经贸接触中同时对华输出美国思想。他希望看到中国国内继续进行改革，并坚持认为只有与中国保持贸易接触才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一种办法，既进口世界的产品和技术，又能够把国外的思想阻止在边界。”^[33][3随后，1995年7月25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魏德曼，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就中美关系作证时也说，

“贸易不只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它还是美国思想和理想借以渗透到所有中国人意识中的渠道；从长期来看，它为美国的意识形态产业(诸如电影、激光唱盘、软件、电视)和使国际交流更为便利的产品(诸如传真机和互联网络计算机)开辟市场，这些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从而发挥我们所有直接的和与政府之间的努力加起来一样大的促进作用。”^[34][3

这番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对华的经贸接触往来，带动美国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大量输出，最终实现中国政治制度变化的文化战略。^[35][3大家有目共睹，美国一直将之付诸行动，至于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然后再来看看西方一些学者是如何描绘西方主流霸权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影响关系，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何如此深入扎根大众心里，牵制着其一言一行。当今各国的国家地位不仅受到所谓国家精英的影响，而且受到公民社会诸力量的左右。因而美国人更加注重文化对大众的影响作用，试图美国的价值标准把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统一起来，“实现冷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36][3在对外关系中，美国主要谋求输出作为意识形态的两件东西:自由和民主。^[37][37]

英国当代文化之父、社会活动家霍尔（Stuart Hall）认为，自由主义一直维持它的主导地位，不仅仅缘于它构成了许多各大主要的自由民主政治团体的指导思想基础，而且也成为了普通老百姓自发的日常思维基础。他描述了哲学自由主义(Philosophical liberalism)的各构成部分是如何广泛地弥散到整个英语社会、“诉之实践意识”并成为英语社会常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意识形态之于人们）到如此程度以至于 ,对于那些一直在有限范围内思维的多数人来说，根本不存在某个意识形态，那只不过是感知事物，即明白任何事情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而已。然而，这“显而易见”本身就是一种标志，正是这些观念隶属于特定的意识同构——他们的显而易见仅仅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忘记或压抑了自己所生存社会的历史和哲学根源及其状况。^[38][38]

同样，在美国，Katz and Hass研究描述了美国公众中两大独立的价值系统的共存—人道主义—平等主义和清教徒的工作美德:

前者（人道主义-平等主义）强调各个个体和团体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后者（清教徒的工作美德）强调努力工作、个人成就、自立和自律的重要性。现实中，对于诸如非裔美国人和穷人之类被边缘化的群体，这两个核心价值观给人造成一种矛盾感。这些群体对福利和公正的关切被这些信仰所冲淡，即该状况下，此般群体中的个人违背了值得称道的诸如勤奋工作和自立的价值观。基于此种设想，在社会中，任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低下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缺点和失败造成的。^[39][39]

无论是以上霍尔对英语世界 “诉之实践意识”状况的描述，还是Katz and Hass美国双轨制价值系统的透视，足以见西方社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度操控及其左右逢源之娴熟程度。

无疑，文化文学是“教化”民众最理想的载体。因而，美国充分利用其经济、政治强国地位一直强力兜售和推出其政治文化。同时利用社会媒介（如诺贝尔奖）和经济技术优势（电视、电影、互联网等传媒）铺天盖地的向世界的每个角落渗透，颠覆和同化他者文化。即使在以“碎片化、祛中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社会，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渗透到各个领域，沁入人民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维、生活和行为都受制于它。它的主流文化基础包括：个人主义、明确的个人身份认同、以赢者自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40][40]并使之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常识”^[41][41（Gramsci术语）。这些“意识形态常识”在美国政府无孔不入的扫雷式轰炸下，被不断灌输、强化和内化，不知不觉地统领着耳濡目染于其中的人们对待事物的看法和行为导向。正如1999年，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韦德里纳指出：“美国今天的霸权地位已经延伸到了经济、货币、军事、生活方式、语言和铺天盖地地涌向全球的大众文化产品等领域。这些文化产品左右着人们的思想，甚至使美国的敌人也为之着迷。”^[42][4 事实上，美国文化几乎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43][43]由此可见，文学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在公共空间，文学这种话语既表现为一种知识，也表现为一种权利。用福柯的话来讲，话语、知识和权利之间彼此建构，彼此支配。谁掌握了文学这种“话语实践”，谁就主导了社会舆论，谁就能使之为我所用。^[44]文化被美国等充分利用来当作推行其意识形态、颠覆他者，统领全球的政治工具，其效果日益凸显。

至今孔子学院仍受到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重镇”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一流大学在内的强烈抵制以及一些国家主流媒体此起彼伏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抹黑和抵制无不说明了其霸权意识形态和遏制中国的心态。对于被视为其对手，经济、政治日益强劲的中国及其中国文化的崛起，自会受到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极大“关照”和抵御。事实胜于雄辩。消除思想、政治、贸易等有形及无形的壁垒，需要我国政府、企业、各种社会团体及个人的通力合作，内外兼修，每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传播中国文化思想，都是展示中国文化的最佳媒介。

正如撒切尔夫人在《治国方略》中所言，虽然冷战结束了，中国不可阻挡地崛起了，但是要记住他们是共产主义国家。^[45]i因此，如何跨越基于不同历史、文化、社会形态的背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需求的心态这道高坎，是中国文化真正走进异域他乡的第一道必须逾越的难关。

[][16] 陈向兵，抽象艺术中的中国问题---现代性视域下中国抽象艺术的本土化及其路径选择，《视觉研究与思想史叙事（上卷）： 形式-观念-话语》，黄宗贤，鲁明军 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

[16][17] Frank A. .Ninkovic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Miehael J. Mazarr:“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ew Essa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9:2 (Spring 1996); Dominique Jacquin- Berdal，Andrew Oros,and Marco Verweij，Culture in World Politcs (London: Millennium Press Ltd., 1998)；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2000年。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

[][18] 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398页。

[][19] 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一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20] 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钱存学编译，《编译参考》，1991年8期，第56页。转引自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400页。

[][21] 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钱存学编译，《编译参考》，1991年8期，第56页。转引自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401页。

[][22] 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钱存学编译，《编译参考》，1991年8期，第56页。转引自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401页。

[22] [23] 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402页。

[][24] 柳静编著:《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一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25] 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钱存学编译，《编译参考》，1991年8期，第56页。

[][26] 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钱存学编译，《编译参考》，1991年8期，第56一57页.

[][27] 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续)》，钱存学编译，《编译参考》，1991年8期，第58页。

[][28] 同上。

[28][29] 桑德斯，《文化论战与中央情报局》。转引自河清，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美国绘画”的横空出世（1945-1960），《视觉研究与思想史叙事（上卷）： 形式-观念-话语》, 黄宗贤，鲁明军 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104页。

[29][30] 同上。

[][31] 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410页。

[][32] 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413页。

[][33] Joseph S.Nye，Jr. And William A. 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March- April)1996，p.34.

[33][3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91, Book I, 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p.567.

[34][35] Testimony by Kent Wiedemann, U.S.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s for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befor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July25，1995.

[35][36] 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414页。

[36][37] 洪国起和王晓德:《克林顿亚太政策受挫的文化因素》，《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5期，第19页。

[37][38] 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397页。

[38][39] HallStuart, Variants of Liberalism. In J. Donald and HallStuart (Eds.),

Politics and Ideology，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pp.34-69:35.

[39][40] Katz I. and Hass R. G. , Racial stereotypes in one hundred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yschology, 28,280-290.

[40][41] 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395-396页。

[41][42] 关于西方霸权意识形态在英语世界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识化，参阅Martha Augoustinos, Lain Walker and Ngaire Dounaghue , Social Cognition: An Integrated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2006，p.287.

[42][43] 胡鞍钢等：《解读美国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李琳：《再论文化全球化的悖论》，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 第10辑》，2013年7月，第111页。

[43][44] 参阅刘永涛，《当代美国的对外文战略及霸权》，《美国问题研究》，第15期，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3月第415页。

i[45] 赵启正，语言服务是跨越文化障碍之桥，《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