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化县夏富古村民俗“装故事”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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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化县夏富古村民俗“装故事”研究

吴其洋

韶关学院 广东韶关 512005

摘要:近年来,国家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越来越重视,仁化县政府也积极响应,打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册,而夏富古村的民俗“装故事”也被收录其中。近年新建成的阅丹公路将丹霞山景区各景点连为一体,夏富古村也正好地处阅丹公路沿线,因而对于夏富古村“装故事”民俗的研究,既能丰富丹霞山景区的历史文化价值,又能为区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模式。

关键词:“装故事”;民俗文化;区域旅游;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成为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的重要规划,乡村旅游作为推进农村脱贫、农业振兴,增加农民收入的中坚力量,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1] 毫无疑问,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经济,但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是文化。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乡村,民俗文化是乡村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等都与民俗文化密切相关,因而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利于乡村振兴战略。

一、“装故事”的历史由来

“装故事”这一民俗最早流行于中原地带,后来祖宗先民由河南中原南迁至广东岭南,“装故事”也随之南迁到了岭南,而仁化县的夏富古村就是“装故事”民俗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地方,至今已有700多年。

“装故事”为何物?总的来说,这一“装”,指的是服装,即人们通过特定服装,以抬供游行的形式,生动地演绎出古代戏剧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寄寓着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的典故、传奇或具有诗情画意的故事。

和赛龙舟、吃粽子一样,“装故事”也起源于战国时期,也与爱国诗人屈原有关。传说爱国爱民的楚国大夫屈原投江殉国后,人们悲痛万分,到处寻找他的遗体,并在江边摆满祭品和焚烧香火,一齐高呼“魂兮归来,屈大人!”这件事感动了玉帝,他降旨东、南海龙王,限他们三天内找到屈原。东、南海龙王率领虾兵蟹将,千军万马,翻江倒海,四处寻找,夏富古村的“装故事”所演绎的就是人们寻找屈原的动人场面。


二、“装故事”与夏富古村

夏富古村座落于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西南侧,距离仁化县城10km,距离广东省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外山门仅 5km 距离,至今已有近800年的历史。夏富古村作为一个古村落,古建筑是它的一大亮点,其建筑融合了徽派、岭南派和西洋风格等的特色,在2012年夏富古村被入选“广东省古村落”,2013年又被评为“广东省最美古村落”。[2]

作为一个书香文化深厚的家族,夏富古村在江西、湖南楚文化影响下,继承了原滋原味的楚文化,其流传的“装故事”民俗也很有特色。大家先扎起轿子,作为“故事台”,让童男童女换上特定服装,坐上“故事台”扮演东、南海龙王的文官武将,后边还跟着一众举着旗的村民扮演虾兵蟹将,随后便开始在村里一边游行一边表演,一路敲锣打鼓、旌旗招展,好不威风。

如今,夏富古村“装故事”的民俗活动依旧如常进行,只是表演内容除了传统的纪念和敬重屈原的节目之外,还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如抵制歪风邪教、反对黄赌毒等。“装故事”这一传统民俗,已逐渐成为村民表达对美好生活热切向往的重要渠道。

三、“装故事”的发展现状

“装故事”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功能也由单一走向多元,但“装故事”的现状和前景却不容乐观。经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后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装故事”形式过于单一,内容较为单薄,难以彰显本身的文化价值

建国后不久,由于“装故事”被认定为封建时期的旧文化,因此曾被迫中断过。改革开放后,“装故事”有所恢复,但在举办过程中也一直断断续续,并没有固定下来,后来继续中断。直到2010年,仁化县响应国家号召,恢复了夏富古村“装故事”民俗文化活动,大力弘扬民俗文化,进行文明新风建设,后2015年入选第四批仁化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装故事”的举办时间和形式才被固定下来。但由于“装故事”发展被长期中断,过去旧有的表演形式和内容也会和现有的有所偏差,目前仅存的形式为抬供游行,较为单一且缺乏观赏性,难以展现“装故事”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二)“装故事”的影响范围狭窄,知名度不够

除夏富本村居民外,听说过“装故事”的人并不多,而了解其由来和意义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调查结果反映,大家对此抱有了解的兴趣,只是此前并无渠道听闻过“装故事”。这表明“装故事”这一民俗的地域性很强,但其影响范围却无法走出村县。如何扩大夏富古村“装故事”的影响力,让更多人知道并欣赏,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装故事”表演团队成员缺乏稳定性和规范性,且“老龄化”严重

我们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也有幸采访到了夏富古村民间艺术团团长李颂沂老先生,了解到了更多有关“装故事”的现状。他提到,目前艺术团成员大多为本村中老年群体,出于个人爱好和休闲活动的目的参与到“装故事”表演中,在稳定性和规范性上有所欠缺。尽管每年都有丹霞山景区等主办方邀请演出,也有过电视台前来采访,但由于缺乏年轻人参与,并不利于“装故事”的继承与发展。

四、“装故事”的发展对策

以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尽管在“硬件”上满足发展区域旅游的条件,但在“软件”上,“装故事”的发展情况却并不乐观,并不能满足发展民俗文化的条件,因此,我们要在“软件”上下功夫。

(一)全面收集、整理、研究“装故事”内容,深入挖掘“装故事”所论述的文化价值

从古至今,“装故事”所演绎的都是寻找屈原的动人场面。而屈原在端午节中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符号象征,还有着我们对中华文化追根溯源、彰显民族文化底蕴和国家文化自信的意义,更有着当今抵制歪风邪教等庸俗文化,弘扬传统民俗文化,进行文明新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时代内涵。

从目前来看,“装故事”所展现出的文化价值还有很大的深挖空间。而“装故事”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然有着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过程。因此,我们一方面加强发掘有关“装故事”民间文献的同时,在“装故事”的演绎过程中,还可以尝试加入更多与屈原有关的情节或元素,并丰富其中的表演形式,将古村落、古建筑以及典型的粤北山水田园风光与之结合,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节目体系。参考云浮市新兴县六祖文化产业园中的主打项目——《六祖大典》中对六祖惠能形象的演绎与塑造,通过场景变换以及灯光设计,直观、震撼的表演形式,对六祖惠能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其中把六祖思想作为讨论对象的,是趋于抽象、归纳的思想史形象;而将其个人身世、神迹作为著述内容的,则是趋于具象、演绎的信仰史形象,这样大致可绘出“惠能形象”上下层面交叉、勾连的复杂状况。[3]我们也可以在“装故事”中借鉴其人物塑造的方式,将历史上的屈原演绎得更生动、丰富,呈现给观众“装故事”中更多不为人只的细节,用原滋原味的屈子文化、制楚文化的氛围和内涵感染观众。

(二)融入新技术,以“融媒体”模式打造“装故事”品牌特色

“融媒体”概念是由媒介融合而来,意指在以数字媒介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推动下,通过合作与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从内容融合到传播渠道融合、媒介终端融合的全过程。[4]在调查问卷中,数据反应有70%的人没听说过“装故事”,这表明目前“装故事”的知名度明显较低,那么如何打开传播途径就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多管齐下的“融媒体”传播策略是比较具有可行性的,可以通过不同媒介如平台官媒、短视频、直播等多种手段,充分发挥受众所具有的选择主动权。在其接受后,更要将其转化为更为深层的“二次传播”上,即形成“人际传播”,可以通过转发抽奖等方式进行更直接有效的“二次传播”。在这些多管齐下的传播和营销策略下,若运营得当,则可极大改善目前的传播格局,提高“装故事”乃至夏富古村的知名度。但在此规模的传播下,一定的政府资金扶持与人力投入也是前期所必要的,就目前情况而言,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三)“装故事”的传承需要年轻人的加入

传统民俗的继承与发展离不开大家的了解和参与,尤其需要年轻人在其中发挥继往开来的作用。但又该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呢?当下“装故事”主要由夏富民间艺术团负责,属于民间自发组织,其成员主要以自发爱好加入其中。这必然增加了成员结构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装故事”进行系统的排练与演出,更是“装故事”在产业化方向上的一大制约因素。但其中的“供给”与“需求”正是打破现有格局的两大关键。“装故事”提供稳定的、高质量的文化内容供给,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与自身内容的推陈出新;而需求则需要通过多管齐下的宣传和营销方式来提高知名度,以此充分打开市场,打造出属于夏富古村“装故事”的民俗文化品牌,破除乡村旅游中同质化的现象,并依托丹霞山景区等现有的旅游资源,形成区域旅游的新格局,带动周边乡镇共同发展,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五、结语

结合以上实际情况,我们以“装故事”结合丹霞山景区资源,发展区域旅游想法为蓝本,提出了打造夏富古村“装故事”民俗文化品牌的想法。此外,丹霞山景区中山水观光资源丰富而当地民俗文化资源欠开发,“装故事”正好可以补足景区人文景观这块短板,也为“装故事”提供了稳定客源,提高“装故事”的知名度,有利于“装故事”的传承与发展,从而打造丹霞山景区的文化产业链,让区域旅游的各环节深度融合,吸引年轻人回流,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 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 [EB/OL]. http:

//www.moa.gov.cn/ztzl/yhwj2017/zywj/,2022-02-20.

[2] 搜狐.丹霞山旅游[EB/OL].https://www.sohu.com/a/443916273_654356,2022-02-20.

[3] 谭苑芳,林玮.地方文献中的“惠能形象”与文化意义:围绕《广州大典》展开[J].学术研究,2019(10):40-46.

[4] 刘群,李丽群,黄大星.融媒体环境下乡村知名度传播调查与分析——以广东仁化县夏富古村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2(01):2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