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之后的莎士比亚批评

邓鹏飞

摘要：近四十年来的莎士比亚精神分析批评，因后弗洛伊德理论如发展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的引入，契合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需要，促进研究进入兴盛期。关键词:莎士比亚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后弗洛伊德；女性主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是莎士比亚精神分析批评的兴盛期，在理论上超越了弗洛伊德式解读，发展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等的引入，契合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需要。本文即择要对这些发展做一述评，总结后弗洛伊德理论运用的得失，以及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的成就。

一、后弗洛伊德理论的运用

在当代莎士比亚精神分析批评中，弗洛伊德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一些精神分析学术继续依赖弗洛伊德式话题，如俄狄浦斯情结，尤其是父子关系。但女性主义者认为弗洛伊德主要关注男性经验而选择避开他，她们发现发展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更符合自己的喜好，因为它们关注与家庭成员的早期关系，特别是将母亲置于人心理成熟的中心。客体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克莱因（Melanie Klein）、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马勒（Margaret Mahler）等。克莱因的理论尤其被证明与女性主义研究相容，因为它不再强调自我发展中与父亲的关系，而关注从出生开始的与母亲的根源联系，也关注包括父母身体部位在内的根源客体如母亲的乳房对自我发展的影响。它也拒绝弗洛伊德以生理学为基础对人类动机的解释，转而支持客体导向的自我形成。对温尼科特的调用，集中在他提出的过渡对象之概念，以及潜在空间中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上，这些观念增强了读者对批评的反应。尤其是客体关系理论鼓励重新评估母亲在人自我发展中的作用，特别受女性主义青睐，为那些强调主体从恋母前和恋母阶段进入性别意识的文本解读提供了理论基础。依赖客体关系理论的批评探讨的主题包括：母性对男性心理的影响；男性将婴儿期幻想投射于女性；以及男性角色认同父亲并与母亲分离的需要，等等。

在运用后弗洛伊德理论这点上，理查德·惠勒的《莎士比亚的发展与问题喜剧：转向与反转向》一书是开创性的，因为它在依赖弗洛伊德的同时，援用了埃里克森的发展理论、温尼克特和马勒等人的客体关系理论。弗洛伊德在《贞操禁忌》中提出了男性的“阉割恐惧”理论，惠勒在《终成眷属》《一报还一报》《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中都发现了男人对女性的此类恐惧，尤其是对强势女性的恐惧。男人把强势女性视为“想象中的幽灵”，能够让他们变得女性化和虚弱为力，这是一种“男性对自我内部冲动的深刻不信任感，是由与女性的关系激发出来的”^[1]199。惠勒还以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理论，去探索了一些喜剧中主要人物（如伯特伦、法国国王、伊莎贝拉、安吉洛和文森蒂奥公爵等）之乱伦欲望中的弗洛伊德式主要成分，以及对俄狄浦斯情势的幼稚解决，例如安吉洛极端认同父亲的权威，伊莎贝拉过分贞洁。

惠勒又以埃里克森发展理论为依托，认为莎士比亚问题剧像他的悲剧一样，主人公往往缺乏“基本信任”。这是埃里克森认为孩子在与母亲的早期互动中形成的稳定人格的一个组成。相比之下，节日喜剧尤其是《威尼斯商人》和《皆大欢喜》，在鲍西亚和罗莎琳德的形象中，戏剧化地实现了对这些忠实女性的信任，她们在需要时为他人提供帮助，并作为一种良善的母性存在。传奇剧开端多是失去，特别与婴儿期失去母亲式人物相似，发展为恢复对回归之母亲的信任。

惠勒也从“信任和自主之需要内部的冲突冲动”^[1]200角度来审视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对《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讨论中，他认为主人公渴望的是信任他人，与他人建立联系，这超过了维护权力和自主的努力，危险在于他们会因为与他人融合太深而体验到自我疏离。相反，《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麦克白》《雅典的泰门》《科里奥兰纳斯》的主人公为了寻求自主独立而从绝对信任的关系中退缩，最终只得经历孤独和凄凉。惠勒将这两类人分别标记为“信任/融合”和“自主/孤立”，并将这些心理模式建立在家庭危机的经验上，当孩子必须建构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区别于与母亲“一体”的原初共生状态。这种阐释也契合了马勒的理论，后者将人类永恒的斗争视为一场融合和孤立的对立斗争^[2]。惠勒用的副标题“转向与反转向”，正是指戏剧中信任与自主之间的摇摆。他也征募了温尼科特关于母亲帮助孩子体验与他人分离和独立的重要性的理论，温氏认为这一过程对个人信任和自主的形成至关重要。惠勒把《终成眷属》放在信任/融合一组中，把《一报还一报》放在自主/孤立一组中，结果发现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最终的心理紧张。可能有人会觉得惠勒的分类过于简化，这也是精神分析解读通常遭致的批评，但他勇于转向弗洛伊德以外的心理理论，带来了一些新视角，勾勒出后来莎士比亚精神分析批评的领域。

二、母亲的角色

当代莎士比亚批评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批评的结合。女性主义关注女性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角色及其问题。她们长期反对她们所认为的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男性中心主义，马德隆·斯普林格尼瑟认为“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阐释……不符合当代女性主义的需要”，当代女性主义不聚焦于 “作为缺席的女性气质的阳具中心表述”，而以“在场的女性中心语言”为核心^[3]183。因此，女性主义欣然拥抱后弗洛伊德理论，声称主要是父母的形象尤其是母亲形象，可以在孩子的无意识中转化为客体并被内化。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评中，尤其突出的是卡恩、阿德尔曼和特劳布等将客体关系理论运用于莎士比亚批评的成就。

卡恩的专著《男人的产业：莎士比亚的男性身份》是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莎剧解读的开风气之作。卡恩以心理、历史和文化假设为基础，探索莎士比亚作品中男性在形成男性身份时所经历的一系列“性心理阶段”，每一章都探讨了一种随“人类时代的后续篇章”和莎士比亚经典发展出现的“特殊危机”^[4]17。卡恩不同意那些认为莎士比亚也浸染了同时代厌恶女性之信仰的学术观点，而认为他在贬低父权制，因为这种父权制将其秩序和男性身份建立在一个“破坏性的、狭隘的、与父亲认同的基础上，而排斥或压制与母亲的认同”^[4]55。卡恩并没有运用弗洛伊德的“阉割焦虑”理论，而是运用后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主要是埃里克森及其心理成熟阶段理论，辅以马勒、温尼克特和伊迪丝·雅各布森等人的客体关系理论，彼得·布洛斯的青春期研究，以及女权主义者多萝西·丁纳斯坦和南希·乔多罗的性别差异研究。

这里先勾勒卡恩作为解读基础的一些理论结构。当代自我心理学强调母亲在儿童身份认同感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女孩和男孩成熟的差异：女孩的女性气质是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她们同性，而男孩的“阳刚之气受到同样的结合和身份认同的威胁”^[4]10。男孩成就阳刚之气的过程充满了潜在的陷阱，例如“被母亲吞没”和在俄狄浦斯前阶段的失败，即与母亲的“不认同”和与父亲的“反认同”：“当男孩的自我意识开始与女性结合时，他的男子气概却产生于与女性对抗”^[4]11。男人必须较早与母亲分离，才能实现个体化，只有在以后结婚时，他才能与一个女人重新建立结合。此外，虽然男子在早期现代父权制中维持着突出地位，对异性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女性通过作为妻子和女儿的顺从和忠诚来确证男性的男子气概，从而控制住男性。

卡恩在论述《维纳斯和阿多尼斯》时，称之为“青春期的逆向成人仪式”。阿多尼斯拒绝与维纳斯发生性关系，拒绝获得成熟的机会，因为他认为她是一个吞噬般的母性形象^[4]18。由于无法从母体基质中区分出来，他返归童年状态，牺牲了自己的身份，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解读中，卡恩着眼于青春期，以及通过建立一种亲密关系来取代与家庭的纽带而与父母分离的必要性。剧中冲突是在两种不同男性观念之间发生的：一种是以父之名实施公开暴力，这是双方宿怨的基础，同时滥用女性以增强男性摇摇欲坠的自尊。另一种是与父亲的分离，以及与女性的私人结合。罗密欧试图反抗维罗纳城暴力性的父权制规则，它将男人和爱情定义为暴力的，尽管他死了，但他拒绝了父系的身份概念从而维护了自己的自主独立。卡恩认为《奥赛罗》《哈姆雷特》《温莎的风流娘们》中一再出现的绿帽主题，等同于“性心理阉割”和对男性身份的攻击^[4]19。如果女人能确认男人的阳刚之气，那么她们也能通过绿帽子来摧毁它。卡恩认为后弗洛伊德批评都忽略了乔特鲁德给老哈姆雷特戴的绿帽子，并推测哈姆雷特和父亲都因母亲的性背叛感到羞耻，这使他无法杀死克劳迪斯。

以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方法研究莎士比亚的后续研究，集中在男性对女性性行为以及对强大的母亲和女性形象的焦虑上。因此在这些批评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是发展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珍妮特·阿德尔曼的《窒息的母亲：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母性起源幻想》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著作。

阿德尔曼探讨了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莎剧中男性角色幼稚的母性幻想，及其它对男性与女性的性关系和男性身份的负面影响。这些戏剧中，父亲要么缺席，要么软弱无力，无法保护儿子免受恶毒母亲的毒害。这个母亲形象体现在每个女人身上，男人的妻子、情人、女儿、母亲以及继母。阿德尔曼也依赖于客体关系理论尤其是温尼克特的理论，来探索前恋母焦虑，关注男孩通过区分自己和母亲似的女性来形成男性自我的需要。阿德尔曼认为莎士比亚探索了性和家庭动态，以及男性身份建构。莎士比亚早期戏剧中几乎没有强大的母亲，她们基本消失了，直到在《哈姆雷特》中母亲归来，这点预示着一种相对良性局面的崩溃。之后其他剧中出现的女人，也追随乔特鲁德，“作为男性幻想的投射屏幕，比作为戏剧中有自己主张的独立角色更重要”^[5]36。对哈姆雷特来说，乔特鲁德代表着母性的污染，由于他源于她“等级化”身体里而毁掉他，并因为他受孕其中而将他处死。她的主要罪行是难以控制的性欲，哈姆雷特认为正是这点控制了克劳迪斯并诱使他杀死国王，在他看来这种影响使她对杀害国王负有责任。哈姆雷特对母亲的异常依恋，使他更关心把她改造成“无性的童年母亲”，而不是为他父亲报仇

^[5]33。

一旦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引入了母亲的性，它就主宰了他的悲剧，母亲的身体是不可否认的，它对男性的主体性至关重要。后来的主人公试图避免母亲的恶意，要么选择与理想化的母性形象融合，如特洛伊罗斯、奥赛罗和安东尼的策略；要么清除女性的存在，确立自主性，如麦克白、科里奥兰纳斯和泰门的办法。不管怎样，男人都不能逃开恐惧和遭受同样的命运。当一类男人和女人发生性关系时，他们把她们看作妓女，阿德尔曼称之为“幻想后的早晨”对女性的感知，迫使她们为自己的性本性和“清除…她们的性身体”而受苦，例如奥赛罗“再处女化”苔丝狄蒙娜。如果没有这种方法，男性就有“不受女性影响的孤雌生殖幻想”，希望这能避开母性的腐化^[5]36。《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女性的身体是腐化堕落的，在《奥赛罗》中男性的想象是病态的，阿德尔曼认为这一差异是莎士比亚试图将自己从这些幻想中分离出来。阿德尔曼将《李尔王》中的风暴解读为母性源生地污染的象征，不仅表现为两个大女儿的淫荡和残忍，也表现在李尔王身上，李尔王将愤怒指向自己，因为他在自己的男性权威内窝藏了“歇斯底里的激情”或“母亲”。最终他变成了一个孩子，于考狄利娅身上寻找母亲。莎士比亚把考狄利娅作为理想的母亲形象回归，以宽慰李尔的痛苦，但她必须作为“流离失所和被禁锢的母亲”死去^[5]128。阿德尔曼认为，莎士比亚表现出对母性身体的矛盾心理，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他。

参考文献

[1]Wheeler, Richard P., Shakespeare’s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 Comedies: Turn and Counter-Turn. Berkeley: UP of California,1981.

[2]Mahler, Margaret, On Human Symbiosi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Inpiduation. London: International U P.,1969.

[3]Schwartz, Murray & Coppélia Kahn(eds), Representing Shakespeare: New Psychoanalytic Essays.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P., 1980.

[4]Kahn, Coppélia, Man’s Estate: Masculine Identity in Shakespea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5]Adelman, Janet, Suffocating Mothers: Fantasies of Maternal Origin in Shakespeare’s Plays, ‘Hamlet’ to ‘The

Tempest’. New York: Routledge,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