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与革命叙事——新中国教育的另一重视野

刘沫汝

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以启蒙为中心，唤醒民众，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独立的价值观；一个是反帝的爱国运动，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实现救亡图存。

近代中国，尤其五四运动之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力量集中在政治问题的探讨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是先进知识分子兴奋的焦点，例如康梁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运动等。启蒙和文化没有得到普遍、深入的认识。辛亥革命之后，政局十分动荡，当时的思想局面也非常混乱，旧体制信仰崩塌，封建顽固势力不断掀起复辟。尊孔读经的浪潮。革命者热忱消退，陈独秀率先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先进知识分子整个兴奋点转移到了文化层面。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说：“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有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国民根本之进步”。也就是说，以前的洋务变法革命最多也只是运动群众，去实现反帝和反清目的，多数国民并没有得到民主权利，也没有民主意识，就谈不上政治进步，国家富强，所以首要问题是唤起民众的觉悟，来自觉争取民主。启蒙和救亡一开始是相互促进的，启蒙的目的指向政治：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是文化。它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但从一开头就包含着政治要素。启蒙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仍是为了改变政局和社会面貌，仍没有脱离救亡主线，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以启蒙为目标，批判封建旧传统的新文化运动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一拍即合。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危亡局势和剧烈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

正如李泽厚所言，“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我赞同李泽厚的观点，认为救亡确实有被启蒙压倒。“救亡压倒启蒙”的提出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背景下，文革期间大讲牺牲精神、展开批斗文化、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民主政治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意识觉醒成为关注焦点，五四的启蒙要求、民主科学、人权和真理重新被人们发现和呼吁。“近代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下，一股脑作为资产阶级的破烂被否定了。”李泽厚所说的启蒙内核——民主自由是外来主义，是西方资本社会积累了数百年经验的政法理论和实践，近代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历史前提，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仍受封建专制统治和小农经济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在五四之后确实没有真正扎根。就拿民主来说，中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博弈。中国的民主是为民做主，西方的民主本质上是对人、自己权限的一种明确限定和法律规范，重要环节受法律、规约、条例的严密制定和严格执行。中国革命的政治虽然有民主协商、集体讨论、群众路线，但并没有受规范化的法律制约和稳定长期推行，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方针政策由少数和个别人制定、实施，并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民主。就自由来说，中国的自由是缺乏法律限制的自由，容易造成强凌弱、众欺寡、上压下，导致少数人专政；西方的自由则是通过建立严格的法制，明确分散各种权力，使之相互牵制，彼此监督，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因此严格来说，五四以来的启蒙在此起彼伏的救亡运动中被中止，启蒙的道路任重而深远。

作者简介：刘沫汝（1995），女，山西省，汉，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西安外国语大学，710128，研究方向：比较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