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把握延安时期党纪建设的三大维度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1-07-27
/ 2

系统把握延安时期党纪建设的三大维度

司春霞 徐倩倩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710062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一贯都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纪律建设,而延安时期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个辉煌璀璨,成就卓然的时期,提出了许多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使党的纪律建设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而且为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理论、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 党纪建设 党员队伍

一、延安时期党纪建设的理论维度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铁的纪律是我们党生命力和军队战斗力之所在,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立党的一个重要原则。延安时期关于党纪建设的思想根源于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并合理吸收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纪建设的思想,形成中国化了的党纪建设理论。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详细规定了盟员的条件、组织原则、会议制度、任期制度、反盟的纪律处分,特别强调盟员要“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视情节轻重或暂令离盟或开除出盟。”这意味着党的纪律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一经违反会受到纪律的惩罚。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的党纪建设思想是在不断地领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对延安时期的党纪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1897年列宁在反对沙皇统治,鼓励工人斗争时强调:“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1920年在总结抵御帝国主义成功经验时指出:“没有纪律,没有集中,我们决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1920年六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再次强调铁的纪律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统一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还指出:无视党的纪律就是“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斯大林认为党内民主能够“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只有提高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使党的纪律成为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纪律。”这样才有利于党的团结统一。这些都是党在延安时期进行党纪建设的宝贵理论基础。

二、延安时期党纪建设的历史维度

延安时期严明的党纪,优良的党风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继承党在其他时期党纪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期建党发展工人和农民党员,井冈山时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都为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专门关于纪律的具体规定,但实质上涉及了大量关于组织约束和纪律监督的内容。党的二大党章设立专章专门围绕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党员的开除条件进行了专门论述。此后,党的三大对党的纪律进行了微小改变。

大革命时期一方面要实现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加强自身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在保证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努力吸收立场坚定、思想纯洁、阶级觉悟高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共产党的组织,谨严共产党的纪律,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1]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于是党的四大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加强党员纪律约束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强调党员自愿出党时,需要经过地方决定,收回党证和其他重要文件,并且要严守党的秘密,如有违反党的纪律,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采取处分措施。在革命到达高潮的时候,我们党有了较快的发展,党员数量激增,党员队伍得以壮大。但同时党内也混入了许多投机腐败分子,“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2]这对党的纯洁性和党的纪律建设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所以党中央在1926年8月4日发布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将败坏党的威望的贪污腐败分子清洗出党组织。只有肃清贪污腐化分子,才能提高党的凝聚力,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明党的纪律。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共”,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一些混入党组织的纪律涣散、立场动摇的投机分子纷纷叛变,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党在危难中召开了五大,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决案》对党的纪律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对违反党纪的组织和个人的惩处方式进行了细化,针对党组织违反纪律的情况进行警告、改组或者解散;针对违纪的党员个人进行党内公开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值得一提的是,《决案》专门建立了党的监察机关,党章中也首次设专章论述监察委员会,以“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强化党的纪律,清除腐化堕落分子。[3]监察委员会的设立进一步完善了党的纪律建设,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强化了党的自身建设。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军队进行全面改编,除了“缩师为连”“支部建在连上”还进一步实行民主改革,设立士兵委员会,建立新型官兵关系。在军队发展中毛泽东积极推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化军队纪律建设。中央苏区时期,面对残酷的革命斗争形势,我们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加强纪律建设,为此,党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探索了一系列纪律建设经验,并且把纪律以规章、制度、法令的形式确立下来,强化了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使执纪更具针对性和约束力。在这一时期党内多次颁布条例、训令来加强了对违纪违法、贪污腐败行为的震慑作用。

三、延安时期党纪建设的现实维度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就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早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就提出了纪律问题,经过国民大革命的洗礼和土地革命的斗争,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认识在延安时期抗日战争的复杂革命形势下逐步深化,我们党也逐步认识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严明党的纪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良莠不齐的党员队伍需要强化党的纪律建设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之后党员队伍仅有三万多名,因革命形势所需,不得不争取民力大量发展党员壮大队伍,这导致大批农民、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和一些投机分子涌入,队伍成分非常复杂,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短短一年,党员人数便从4万多人激增至50多万,党员队伍的迅速壮大也导致党员质量良莠不齐,党员政治思想觉悟低,部分党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十分严重,纪律意识不强,混入党员队伍的投机分子也成为管党治党的一大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急需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建设一支纪律严明、素质过硬、执纪守纪的党员队伍。

(二)复杂的革命形势需要严明党的纪律建设

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复杂而艰巨,日军疯狂的军事围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党内错误路线的不良影响使党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首先: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上升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我党的革命策略也从最初的“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建立统一战线“联蒋抗日”。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号召下,迫于政治压力,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革命形势波诡云谲,蒋介石表面上联共抗日,实际上阳奉阴违,一直没有放弃用“糖衣炮弹”来侵蚀共产党员,联合抗日之后国民党溶共、反共阴谋一刻也没有停止。

其次,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改变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而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用丰厚的条件将其收买,而国民党在日军的利诱下对敌后战场进行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共产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我们最大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国内反共顽固派等反动势力,不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分裂瓦解,以致剿灭。因此,共产党员要在民族战争中加强党的纪律。无论是在军队中还是群众中都要明确纪律,督促大家成为遵守纪律和执行纪律的先锋模范。”[4]

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为了防止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和分化,领导中国革命的发展,我们党急需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正如党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里所言“……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的团结。”[5]因此,我们党在延安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党的纪律建设的有力探索。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

5[]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