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翻译的现实需求探析——基于多语言框架建设

刘亮

摘要：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建设者，面对复杂的多语言环境，应对语言政策和多语种翻译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严谨的规划，将相互依存的权力观、治理观、共同利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建设多语言框架的基础。分别从多语言框架建设的政策维度和信息传播角度，运用语言经济学和翻译学理论，并结合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厘清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翻译的现实需求，建立健全多语种翻译体系，将政府间国际组织机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倡导多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翻译；多语境

引言

上海合作组织起源于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关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的组织。从建立的初衷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首先就放在了区域安全治理与合作、提升区域治理能力等领域，由此从“上海五国”机制演变为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2001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提出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上海五国”。同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上海五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正式宣布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又分别签署了几项重要文件：《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塔什干宣言》。一个方面，随着合作不断推进和扩大，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在更多的领域进行深度合作，涉及到经济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环保合作、国际旅游、农业发展、媒体合作、体育卫生等诸多领域。由此，上海合作组织现已建立起了完整的会议机制，包括元首、总理、高检、高法、安全会议秘书、外交、国防、经贸、文化、卫生、教育、交通、紧急救灾、科技、农业、司法、国家协调员等。另一个方面，继续扩大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规模，在2015年7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即乌法峰会通过关于启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程序的决议。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到目前为止，上海合作组织共包含8个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6个对话伙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人口共约30亿左右，占世界人口的近一半。这些人口属于不同的种族，有着不同宗教信仰，体现出不同的背景文化，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体系。

一、上海合作组织多语言环境

目前，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实际工作语言就由原来的汉语和俄语新增了一门语言——即英语。除中亚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非俄语）外，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通用语还有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普什图语、蒙古语、白俄罗斯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语、柬埔寨语、尼泊尔语、土耳其语等21种语言。这就印证了在多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做好多语种的翻译就愈加显得重要和迫切。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着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机遇与挑战，多语种翻译的需求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就在于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在人文领域的合作表现出了良好的态势，迄今已经签署了关于教育、文化合作以及卫生领域的多份重要文件，举行了艺术节、培训班等成员国广泛参与的活动。另外，上合组织大学作为人文合作的重大项目之一，自2007年建立以来，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伴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扩员，由当前以中亚地区为合作重点扩展到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中部，包括西亚、南亚、中亚和俄罗斯，成为我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经济走廊建设、维护区域安全稳定、实践多极化全球治理模式的重要平台之一。确信在21世纪政治多极化、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立健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语种翻译体系，将政府间国际组织机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有利于各成员国更有效地应对多方面挑战和构建多语言翻译体系。

二、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翻译的现实需求

多语种翻译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必然需求和基本要素。在现有语言格局中，除各国通用语或民族共同语之外，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主要语言中，俄语是中亚的区域通用语，波斯语是阿富汗和伊朗的跨区域通用语，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不仅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具有绝对影响力，在亚洲的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科学研究和教育等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例如，在联合国的原始文件中，超过80%是用英文撰写的，这一语言格局是暂时无法改变的。所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多语种翻译的现实需求。

（一）是符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相互关系准则的本质需要。在“上海五国”进程中形成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是合作的基本内涵，并成为新世纪政府间组织的新范式。维护好上海精神，就要做好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信息交流，保证多语种翻译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增进各国互信。例如，在2007年度的国情咨文中，哈萨克斯坦就提出哈萨克语是国语，俄语是族际交流语言，英语是顺利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语言。

（二）是拓宽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的必然手段。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且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和备忘录，涉及到多边合作的各个层面。2003年9月23日，成员国政府总理在中国北京举行第二次会晤并签署了《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纲要》规定了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实施保障机制，其中规定了提高贸易和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就该领域法律法规进行信息交流。那么，这些文件和备忘录的精准多语种翻译是成员国之间合作和交流的基础。

（三）是语言服务和信息传播的根本手段。从服务内容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语言知识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工具服务、语言使用服务、语言康复服务、语言教育服务六种类型。以上的六种类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包含了语言翻译服务。通过直接提供语言信息转换和产品，帮助人们解决语际信息交流中出现的语言障碍，包括翻译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和辅助工具研发、翻译培训与多语信息咨询等。因此，在多元文化与多语境下，信息传播必然会导致多语种的翻译问题。随着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语言翻译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四）是多语种、多语文本翻译的必要选择。多语文本翻译包括法律翻译、技术文本翻译、文学作品翻译等。在多语言翻译的形式下，需要重新定义翻译。新的定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多语言机构中有关翻译、语言政策、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基本的抉择。由此可以看出，多语言和翻译的关系是具有紧密性、广泛性特点的。二者不但是语言服务和信息服务的共同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组成部分，前者涉及到出版发行、新闻媒体，后者则涉及到商业活动、法律文本等。另外，多语言和翻译还具有专有性的特点，由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Rashid Alimov）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创建、发展和前景》一书，首先于2017年以俄文出版，之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组织该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会涉及到不同领域，而且也需要在翻译实践中使用专业性的词汇以及具有约定俗成的翻译词汇。不管是文本翻译还是口语翻译，事实上的翻译活动都涉及到多语言和多语境，需要多维度、多方向的翻译。例如在司法领域，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所有的法律文本及法律译文都具有相同的效力。

（五）是培养多语种翻译人才的推动力量。由于当前上海合作组织交流和商贸合作的地域和领域扩大，所以在多语种翻译过程中，要保证双方或者多方获得完整的信息，这就需要从各国和各地区的语言习惯、风俗传统与历史文化出发，将多语种翻译在不同目的语的表述中完整体现。多方面的合作需要多语种翻译人才，目前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22.5%。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预测，2025年此项占比将上升至38%至40%。近年来，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贸易不断增长。在经贸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贸总额已经超过6.3万亿美元。可以明确的是，根据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在《语言经济学》（1965）中的主要观点，语言具有明显的经济学特征。因此，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相互融合，每年所需的多语种翻译人才大约在几十万人左右，且对其专业化水平的要求不断提升。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合作治理能力，就必须加大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储备力度。

（六）是保障成员国语言安全与合作的基础。语言、文字、手势、符号都是人际交往和信息传播的工具，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只有语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满足交际需求，而语言的兴衰和消逝则是人类发展阶段的外在表象，揭示了人类信息发展史的规律和规则。而语言往往是为国家权力服务的，是保证语言安全的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正如国际翻译家联盟主席凯文•夸克（Kevin Quirk）在“一带一路”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与语言服务发展论坛暨2017年中国翻译协会年的致辞中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正蓄势待发，我们可以用翻译行业服务于更广泛的工作。由“一带一路”建设所激发出的巨大的翻译需求，在促进上合组织大学翻译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内的翻译公司的兴起和各类市场化翻译活动的活跃。

三、上海合作组织多语言框架建设

上海合作组织多语言框架建设首先的着力点就在于翻译政策的制定，政策本身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根据自身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路线或者准则。所以，翻译政策要体现出权威性和时效性，即对所有成员国具有指导性和约束力，在某个时期的翻译行为符合当下的翻译政策，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或被新的翻译政策所取代。

从多语言框架建设的政策维度来看，迈考拉•沃夫（Michaela Wolf）认为翻译政策是体现政府或机构意志、使翻译合法化的一个程序，从而将作为文化活动的翻译置于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之下。他还认为具体翻译政策应纳入翻译社会学的概念框架之中。因此，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语翻译环境首先就是尊重各国的语言文化，将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声明、宣言、倡议等文件，用多语翻译使之成为各国认可和遵守的合法化文件的过程。

从多语言框架建设的信息传播角度来看，根据雪莉•西蒙（Sherry Simon）的观点，在多语文化中，翻译在相互交流、抵制和渗透的过程中参与创造出新的文化。翻译现象有可能超越传统的、基于单语文化的外来观念，成为原语信息的延伸，继而增加其价值。尽管信息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翻译手段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方法。所以，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多语种翻译就是促进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基本保障，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助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层次、多层级交流。

四、结语

上海合作组织在2015 年7月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支持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由此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协同担负起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不管是合作领域的扩大和加深，还是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及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都预示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必然是伴随着多语种、多语境的发展。确信在21世纪政治多极化、经济和信息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厘清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翻译的现实需求，建立健全多语种翻译体系，将政府间国际组织机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有利于各成员国更有效地应对多方面挑战和构建完整的多语言翻译体系。

参考文献：

[1] 孙壮志.新阶段哈萨克斯坦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战略构想——纳扎尔巴耶夫总统2007年国情咨文评述[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7(05):1-5.

[2] 赵世举.从服务内容看语言服务的界定和类型[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03):4-6.

[3]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 沃夫•迈考拉.翻译的社会维度 [M].辜正坤、史忠义.李瑞林、江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25-13.

[5] 张健稳.“一带一路”背景下多语种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探讨[J].上海翻译,2018(04):63-67.

[6]曾向红,陈亚州.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一项研究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01):102-127+158-159.

[7]韩璐.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J].国际问题研究,2019(02):22-34.

[8]郭连成,陆佳琦.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新机遇与新挑战[J].财经问题研究,2019(03):106-115.

[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研究基金项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语言政策问题研究——以印度为例》（项目编号：SHUPL1802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亮（1978—），男，汉族，山西省洪洞县人，上海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语言国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