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基础1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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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基础1

练崇潮2  胡贤翠 3

景德镇陶瓷大学,江西 景德镇 333403


摘 要: 屈辱百年之后的中国,唯有今天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目标如此接近。那么实现“中国梦”需要哪些现实基础呢?一是勿忘过往百年的屈辱,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追梦;二是牢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殷实的物质基础上追梦;三是警惕木桶定律的短板效应,在“四位一体”的基础上追梦;四是避免闭关锁国重现,在“开放包容”的姿态下追梦;五是打造中华民族品格,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中追梦;六是反腐倡廉抓实效和讲机制,在创新反腐制度中追梦。

关键词: 中国梦; 现实基础; 民族; 追梦



每个人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人因有梦想才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乐此不彼”的努力。“有梦”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正如人体所需的氧气一般,梦想是人生所必需的灵魂之氧。

同样每个民族、国家也有自己的梦想。近代以来,内忧外患之下的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民族复兴。有所思方有所梦,“复兴之梦”反应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声,汇聚了国人近百年以来的夙愿,也体现了国人对民族复兴的共同期盼和美好憧憬。习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并对其进行了阐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自此,“中国梦”成为国人热议的话题,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当我们交口称赞“中国梦”的提法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国人的心声,并为之所产生的凝聚效应而高兴时;冷静下来是否应该思考一下,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做的问题。“中国梦”是富民梦、强国梦、复兴梦,它包涵着国人百年的期盼,需要国人脚踏实地、一一破解;实干方可兴邦,空谈一定误国。

一、勿忘过往百年的屈辱,在“民族独立”基础上追梦

过往百年是新百年追梦的前提,没有过往百年的屈辱与抗争就不可能激发新百年中华儿女的追梦情结。过往百年主要解决的是“民族独立”问题,当然也有“民族富强”之愿;只是在民族危亡之时,富强之路不得不为民族独立让路;因而过往百年的屈辱换来的民族独立弥足珍贵。

过往百年指的是清末至民国末期,时间跨度上要超过100年。清末经历了大清王朝与封建社会双重的没落,在内忧外患中清王朝经历了被迫改革的艰难挣扎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军阀割据使得战争频发、民族危亡导致民不聊生,积贫积弱的古老东方大国终于从“四方朝贺,万国来仪”的天朝大国梦幻中面对现实,可现实又是什么呢?现实是入侵者以救世主姿态继续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政者只好献媚外族而内欺。1928年张学良“改旗易帜”,青天白日旗取代了五色旗,国民政府也取代了北洋军阀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好景不长,随着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入侵,抗日战争爆发,直到1945年才取得抗战胜利。后经历3年多的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才终于实现了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

过往百年中华民族经历了朝代更迭的动荡不安、经历了外族入侵的家国破碎、经历了军阀混战的凄风苦雨、经历了内外勾结的水深火热。此百年,中华民族不仅经历了“肉体”上的切肤之痛、更经历了民族精神上的衰退消解;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的存续遭遇空前危机,“西化”开始成为新宠儿,一场文化之战悄然打响。磨难之中的国人没有屈服,而是开始了各种艰辛的探索: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预备立宪到武昌起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战,赶走了日本法西斯,打败了蒋介石,在经历了抛头颅、洒热血之后,才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出坚实有力的一步。百年的屈辱,让我们明白民族独立来之不易、更明白了今天“中国梦”的追梦之旅始于已逝去的先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独立自主、和平发展,追梦也就无从谈起。

二、牢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殷实的物质基础上追梦

1987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谈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贫穷等于社会主义”与“富裕等于资本主义”都是荒谬的。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本质解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说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同志就开始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一贫如洗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尽快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一直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因此,建国后的十多年里,举国上下建设大好河山的热情高涨,比如,通过肩扛人挑的方式兴修了淮河入海工程,解决了百年淮河水患的问题;全国大大小小的库塘渠坝至今仍在发挥着防洪抗旱的巨大作用。正是在这种忘我的建设热情下,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经济并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这一时期,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在内多项重要政治制度得以设置确立,为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然而,前进的道途曲折而坎坷,1957年下半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仅中断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而且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的中国站在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走下去,还是纠正其错误进行改革开放,这是一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抉择。邓小平同志选择了改革开放,这场发端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风暴一直刮遍全国;经过40余年全国各族人民的上下齐心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仅从物质基础上看,到2019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近100万亿人民币,是改革开放初年即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近280倍。[1]如今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今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都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些,“中国梦”才不会变成空中楼阁。

三、警惕木桶定律的短板效应,在“四位一体”基础上追梦

木桶的容量取决于其最低的那块木板,这就是木桶定律。木桶定律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能有短板。“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个人梦、家庭梦。个人、家庭、国家、民族构成“四位一体”,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个人梦、家庭梦、国家梦和民族梦。

在此,之所以提出“四位一体”而不是“三位一体”[2],是因为,在中国,家庭是整个社会的最小实体单位,它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庭是中枢,就国家而言,其实也是家国同构的模式,由家及国,国是家的放大。在传统意义上的“五伦关系”中,君臣是国之大伦;但也是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关系的扩展;因而,君臣如父子,国如同是一个家。同时,在中国社会中缺乏“市民社会形态”,个人从国直接对接家庭;由于“市民社会形态”的不完善,个体无法在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中找到存在感;因而回归家庭,在家庭中找到存在感成为必然。对于个人而言,家庭是一个实体,个人依托于家庭而存在,离开家庭,个人将失去存在的根基。家俗称“港湾”,这个“港湾”一方面为个人存在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它为个人存在提供精神寄托;因而,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个人是不独立的,个人要在家庭成员的相互协助下获得存在感和独立人格。所以实现“中国梦”不仅仅是个人梦、国家梦和民族梦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一个个家庭的梦。

木桶定律告诉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同时实现个人梦、家庭梦、国家梦和民族梦,不能厚此薄彼,出现短板,否则“中国梦”的分量将大打折扣。民族要复兴,国家必须要强大,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说明一个简朴的道理: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国家强大的道路就在脚下,“两个百年”的梦想是如此的清晰可见、指日可待。家富才能国强,若国强而家不殷实,国家发展将失去内生动力;若国富而家贫,再大的成就都不算成功:若国强而民弱,国家将失去民心。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就必须把“中国梦”与每个人的梦紧密相连;“中国梦”要想落地,就必须以实现每个人的具体梦作为前提。只有汇聚了亿万中国人梦想的“中国梦”且实现了亿万中国人梦想的“中国梦”才具有实际意义。

四、避免闭关锁国重现,在“开放包容”的姿态下追梦

闭关锁国源自《周易·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3]讲的是冬至和夏至这两天,古代的帝王为了祭祀而临时关闭关卡,暂时不通商,官员也不巡查,全部闭关自守,诚心祭祀。中国一直以来奉行开放互通的对外政策;直至清朝,由于部分反清力量转战东南沿海地区,加就倭寇的侵扰,清政府害怕日益繁盛的对外贸易会促使外人与反清势力的联合;因而自1717年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种种贸易限制,直至1757年乾隆帝一道圣旨从京城传至沿海各省,下令除了广州外停止其他一切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这就是“一口通商”政策。此时正值西方列强工业革命期,其引领着世界近代史发展的方向。闭关锁国政策让清政府无法准确掌握世界发展的大势,使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

在此提出闭关锁国似乎与“中国梦”没有多大联系,其实不然。“中国梦”是民族复兴之梦,而民族复兴又要复兴什么样的一个中国呢?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曾经领跑世界千年的东方大国,这样的复兴着实让部分国家担心和忧虑。从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并且这种势头仍在延续。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发展率先走出阴霾,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从2010年起,美国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至亚太地区,其用意不言而喻。除了美国,还有少数几个近邻也在暗自发力,希望借助美国重返亚太之际,捞取好处。一时间,围绕中国海疆发生诸多紧张事件,我们在外交中遭遇严峻考验;但我们不能因噎忘食,忘记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教训。

其实,“中国梦”也是世界之福,世界的发展也需要来自一个14亿人口的大中国的贡献。特别是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更加紧密了全球的合作,提供了我国战胜疫情的中国方案。事实证明,开放包容的中国梦的实现对世界而言是和平的福音。

五、打造中华民族品格,在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中追梦

提起民族文化,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并倍加珍惜。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就是一种标签,或是一张永不复制的名片;通过阅读一个民族的文化,你才能记住这是哪一个民族,它专属文化有哪些。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丢失了,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正所谓欲灭一民族必先灭其文化;同理,要想维持一个民族的存在就必须保护好本民族的文化,并不断传承与创新。

“中国梦”归纳起来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两大任务的延伸,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曾经何时,“中华民族引领风骚数千年,历史上的汉朝、唐朝、明朝等都是世界一流;即使是到清朝,据有关学者推算,直到18世纪末期,大清王朝的经济总量仍处在世界第一,其拥有量在世界的比重相当于20世纪末期美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4] 可见当时中国有多么富裕。清朝与唐朝相比,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接近,而命运却迥然不同;其中的启示值得国人深思,那就是:经济强并不代表国家强,在经济强盛基础上弘扬民族精神、打造民族品格、振兴民族文化,才是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根本。

经过新百年前七十余年的努力,我们奠定了相对丰盈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GDP只是富裕程度的尺码,不是人民幸福的唯一标杆;相反,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幸福感并没有多大提高,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诸多如教育不公平、社会诚信、物价房价、贫富差距、社会腐败、食品安全等等社会问题亟待我们解决;与此同时,来自境外的挑战也在加剧。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期,唯有牢记历史教训,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要不断提升民族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一连串的三个“中国”所强调的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品格。民族文化是一个聚宝盆,那些“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只有深挖民族文化宝库以继承,顺应时代要求以创新,才会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六、反腐倡廉抓实效和讲机制,在创新反腐制度中追梦。

腐败易形成社会不良风气,破坏社会公正,蚕食执政根基,直至发生亡国之危。因腐败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纵欲者、弄权者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古今中外均有腐败问题发生。我党自执政以来一直在与腐败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取得相当的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行动力度深,速度快,打得准,不姑息,“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

反腐倡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只反腐不倡廉,无法形成廉政风气;只倡廉不反腐,无法树立廉洁形象。廉洁是政府公信力的根基,廉政工作是政府取信于民的把手,一个依法而不人治、廉洁而不贪腐的政府才是人民所期盼的“包青天”。经过数年的努力,反腐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一大批“老虎”、“苍蝇”纷纷被打被拍,赢得了民心;但要根绝腐败,使其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就必须创新一整套反腐制度。

创新反腐制度就是依靠“制度”来反腐。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曾形象地比喻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反腐提到“快车道”日程上来。创新反腐制度应有利于形成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易腐败的保障机制,以制度为基础建立一套反腐廉政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制度是基础和根本,制度的本质是法的精神;因而应首先树立法治反腐的观念。其次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睿智决策来领导反腐倡廉工作。再次要建立科学的反腐倡廉评价体系。最后是制度反腐要一以贯之,不可半途而废。

从党的反腐败斗争开始算起,到党的廉政建设,再到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最后落脚到制度反腐,都标志着党和国家在反腐倡廉道路上的不断进步,也把反腐倡廉工作推向社会关注度的前沿。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的领导集体风清气正、积极向上,就能够带领老百姓戮力同行地去实现并不遥远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约0.36万亿人民币,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近100万亿人民币。

[2] “三位一体”理论是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张杰2013年5月16日在《大众日报》提出的观点,其内涵实质上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3] 郭彧.周易[M].中华书局,2006.127-128

[4]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梦”:内涵·路径·保障[N].人民日报.2013-1-4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2018年高校党建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大学生党员队伍建设路径研究”(18DJYB040) 。

作者简介:练崇潮(1963—),男,江西玉山人,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胡贤翠,女,(1968-),汉族,浙江永康人,景德镇十三中中教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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