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导读

孙汉玉

《万历十五年》，一本出版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史学作品。作者黄仁宇是一位弃戎从文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先生在千禧年故去，如今也有近二十载，但这本书却日久弥新，早已成为人们心中划时代的经典读物。此书的英文版书名是“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TheMingDynastyInDeclin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衰落中的大明王朝》。相比于后来更具历史代入感的书名《万历十五年》，直译的名称虽然略显冗长，但却带给人一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强烈反差。

的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重要的年份有很多，而1587年似乎仅仅是一个平淡如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件发生的年份。但是在作者看来，这一年却是大明王朝命运以及之后几百年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诸多末端小节的事件既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以此为分水岭，大明王朝实际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或许当读者刚明白了书名的内涵，以为作者会以1587年为轴点，开始分章揭秘这一年那些既是因又是果的末端小事之时，却发现黄仁宇先生却是用七个章节、六位历史人物作为主线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他们分别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名臣海瑞，抗倭将领戚继光以及思想家李贽。黄先生认为，再末端的历史事件，也终归是要由人来演绎。

六位人物的人生经历代表着1587年历史大背景的不同侧面。万历皇帝从一位有抱负、希冀励精图治的少年天子，转变成了消极怠政、“无为而治”的平庸之君，何故？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锐意改革，深受万历钦佩和尊敬，但死后却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何故？申时行深谙中庸之道，擅于折中调和，穷其力维护明朝官僚队伍的稳定与和谐，但仍受张居正案牵连，最终被逼下野，何故？戚继光抗击倭寇，军功显赫，但依旧被罢官革职，在饥寒交迫中离世，何故？还有廉洁奉公、安贫乐道、恪守明朝祖制的海瑞以及思想虽自相矛盾但却不拘于世俗，“离经叛道”、追求自由的李贽，其命运也均无法善终，又是何故？他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充满着悲剧性的色彩，这难道都是历史的巧合吗？答案是否定的。

透过这六位我们并不陌生的历史人物在1587年前后的人生起伏乃至时空的联系与交错，透过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与职责，透过他们悲剧的命运，我们或许能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书中作者所希望阐释的核心观点，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缺乏技术层面的高效组织与管理，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黄仁宇总结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当然，在本书的附录中，黄先生也依托其大历史观，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症结的社会根源。他把明朝的社会结构比喻为西式餐饮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可能有点像热狗），上面的面包大而无边，是文官集团；下面一块面包是缺乏有效组织的成千上万的农民；而中间夹着的，是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即尊卑、男女、老幼的儒家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结构没有涉及经济、法治与人权，技术层面也无法开展。

而值得深思的是，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时，比之1587年的中国社会，其情形也相去无几。这不由让笔者想到了茅海建先生的那本《天朝的崩溃》，单从军事这一条出发，鸦片战争中各支军队的组织低效、补给拖沓、战术死板、讯息迟缓、武器粗糙、官员贪惰、捏造捷报、夸大战果等行为，又与1619年在辽东战役中面对满洲铁骑而溃不成军的明朝军队何异？讽刺的是，1619年的胜者后来取明朝而代之，但在两百多年后，却因为相似的制度缺陷，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不同的是，明王朝面对的是一支驰骋于马背，灵活高效而不受“道德”束缚的游牧民族政权；而清王朝所面对的，则是在工业化、法制化道路上快速发展且船坚炮利的英帝国。但在明王朝与清王朝最初的认识和判断里，对手都仅仅是不通礼教、茹毛饮血的蛮夷。

那么，问题的最后，我们不禁要问：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错了吗？我们该否定它吗？黄仁宇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道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道德观“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应当被摒弃和反思。

比如明朝文官集团“阳为道学”，以儒家伦理道德评定一切是非的逻辑；再如欧洲宗教改革前的教会，他们打着上帝的名义，占据宗教道德的制高点，垄断圣经的阅读和解释权，但其实早已贪婪而腐朽……我想这些都应当属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狭义而自私的道德观念。那什么是广义的，真正值得弘扬的道德观念呢？黄先生认为，那应当是一种勇于“认错的精神”。它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或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种道德观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是人类进步共通的、永恒的主题。

明神宗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历史虽无法复制，但却可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