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红军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3-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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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红军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

王强林

王强林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摘要:信仰,会因时代条件、社会环境、人文变迁等各方面原因而在表现方式乃至信仰对象形态等等方面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信仰在1917年继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传入中国以后,其理论表现形式、解读方式、社会革命及建设理想的阶段性划分等等都产生了以适应中国基本国情为目的的相应改变,并因这样的改变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辉煌,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促成了中国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改变,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红军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7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6-0000-02

信仰,在长期的存续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当中,会因时代条件、社会环境、人文变迁等各方面的原因而在表现方式乃至信仰对象形态等等方面发生改变。马克思主义信仰在1917年继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而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以后,其理论表现形式、解读方式、社会革命及建设理想的阶段性划分等等都产生了以适应中国基本国情为目的的相应改变,并因这样的改变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促成了中国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改变,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坚实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的早期成就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党建党初期,最直接的表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思想家的憧憬和肯定,是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所阐发的革命道路和相关思想的认可和推崇,是关于天下大同的无产阶级求翻身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但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以后,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更“侧重于从对共产党的信赖上讲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应切切实实地体现在对共产党及其正确领导的信赖和信任上……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就是当时条件下的共产主义信仰”[1]。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进步和革命斗争实践的日益深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土地革命的具体实际交融、结合,形成了党和它的党员、官兵和人民全身心信服并为之奋斗的中国式的革命理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井冈山时期,它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就日益演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所指引并领导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对最终实现革命胜利目标以建设新中国的追求和信仰。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在一大通过的《党章》中就已载明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关于中国革命的目的和任务,共产党人当时也鲜明的“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2]。因为,这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更是亿万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求翻身求解放的客观现实需求,也是全体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安宁的现实需要。因此,实现土地革命的目标和追求,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具体体现。从这角度上讲,今天的“中国梦”也是当前时期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艰苦探索和对革命实践的反思、总结,实实在在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把无产阶级和它的伟大同盟军中国农民及其他各阶层人民的现实利益,与实现当时中国反地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切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塑造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时中国的特殊表现形态。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之下,不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而且还在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之间搭起了一座现实的桥梁。不仅找到了中国人民奋斗的方向,而且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革命先锋队,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同盟军和其他可以团结的各同盟阶级力量。所以,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是远大的,实现革命目标的道路和战略规划也是具体的。中国革命的事业不仅是崇高的、伟大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中国革命不仅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更有看得见的现实的利益诉求。正是在这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为革命的实践策略和斗争实践的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理论转化成了革命的路线和方针,目标和策略,也转化成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和现实的人民利益,转化成了革命和解放的坚定信念和崇高信仰。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成果所激发出来的不竭力量

在红军时期,通过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人人平等,人人有衣穿、有饭吃,人人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当时中国最真实、最具体的表现。这样的转化,产生了一种不竭的动力。因此,尽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几乎所有的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都被强行拆散,国民党右派的所谓“开明的专政”对各种形式的政治反对力量都进行残酷的镇压,数万中国共产党党员、数十万革命群众被杀头、被投进监狱。但是,军队中却仍有不少的共产党员保存了下来,他们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仍然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仰。同时,即使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之中,也有很多像陈毅、贺龙、罗荣桓、彭德怀这样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毅然决然的站了出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奔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征程,实实在在的壮大了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四•一二”反革命大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打垮、被消灭,反而迅速开始了独立领导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他的人民、军队迅速的成长起来,成熟起来。所以,在整个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国民党当局耗资达数十亿元,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红军及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二、三、四、五”次大围剿,逼迫红军实施了战略大转移,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红军三个方面军经过长征在西北所建立起来的新根据地,却是在他们完全控制下的一块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地区。基于此,党和它的干部战士们更加相信,它所领导的人民相信,对外实行反帝政策,对内实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和建设民主政治的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是现实表现。

这样的选择,这样的认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为广大的普通共产党员、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所了解、认可、接受和坚持。所以,对于红军时期的普通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工农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朱毛”、就是红军、就是苏维埃,就是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就是投身和忠诚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求翻身求解放的革命事业。拥有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坚信实现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就是坚信党中央、“朱毛”、苏维埃一定能够领导红军和革命群众实现工农革命的理想和最后胜利,就是实现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因此,对于共产党员、对于广大的工农红军官兵、对于广大的革命群众,人生的最大价值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火热的革命事业之中去。这样的情感反过来又巩固和强化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成果的深远影响

这种由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所指引下的中国革命及解放运动奋斗理想的确立究竞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和知识青年、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出于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出于救民于水火的社会道德良知,也出于特定的社会时代环境条件赋予他们的特殊历史际遇,突然得到了大量的科学知识、社会主义理论修养及现实革命与解放目标,引发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所指引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梦想,并“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3]。他们坚信,一个比现实中国更好的世界是能够通过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所创造的。而且,只有在他们心中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信仰的指引下,才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在这样的信念和理想的鼓舞下,他们把革命的执行方案——建立“公社”和“苏维埃”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争取他们的认知、肯定和支持。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通过宣传和自己亲身参与的具体行动,使成千上万的人民对于国家、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革命斗争历程中的新型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的前途,都有了全新的概念、境界认知和新的期许。他们赢得的支持也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说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解决土地问题的农民革命结合起来,实在是一个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创举。因为在中国,当时农民的最大愿望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他们祖祖辈辈都梦想着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收获。“这一愿望最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变成了现实。土地革命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他们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证”[4],并且在参与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实践中更构筑了自己和他所依附的革命事业新的伟大理想。为了保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共产党人、苏区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党的主张及政策也因此最终转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和红军官兵的自觉追求,这反过来更加坚定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长征这一艰苦卓绝的革命特殊时期,党员和红军官兵中的绝大绝大多数,也秉承着这一革命的信仰和理想,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

四、党和红军干部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化进程中的示范效用

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是这个信仰群体中的先进代表。他们总是更加自觉的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通过对革命斗争的热爱和践行革命行动的坚决和果敢体现出来。这突出的表现在他们的榜样力量上面。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事迹。比如当年的红28团3营营长肖劲同志,在指挥龙源口战斗中腹部身负重伤,连肠子都掉出来了,他也不为所动,用自己的绑腿布简单的扎好伤口后,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壮烈牺牲。1929年5月,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威逼利诱,要他交代党组织情况,被他断然拒绝。在被强迫游街示众的过程中,仍坚持向群众宣传革命必胜,反动派必亡的真理。敌人于是残忍地割下他的舌头,他还用脚趾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大字,从容就义。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烈士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艰苦卓绝。“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做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身先士卒’”。毛泽东、朱德也经常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在1928年冬天,和井冈山军民一道,顶风冒雪,爬山涉水,从宁冈挑粮上井冈。这就是朱德扁担的来历。总之,领导人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为广大人民群众带了好头,群众也从内心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建构和具体实践,“情”字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它始终坚持为最广大人民谋幸福上。党把这一价值观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的整个斗争历程之中。比如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巩固时期,党领导城乡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使广大的基层普通百姓看到了国家解放与实现个人生活富裕的希望,从而打心眼里生发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而在军队建设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格纪律,以及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等具体朴实的要求,使得井冈山人民真切地感受到共产党人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感受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也体现在党和红军的组织建设工作中始终坚持“平等原则”上。比如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不对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提出了包括“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

干部与群众,军官与士兵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上一概平等,这在中国其他的军队和政府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党的干部、政府的干部、军队的干部,都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一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像朱德在中央苏区,同当地老俵一块犁田,与战士一道种植南瓜。虽然贵为军长,但却同普通战士和伙夫一样,每天只有5分银洋的伙食尾子、睡稻草铺板、盖粗布线毯。在他和普通士兵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原则,从情感上深深打动了士兵和民众,激发了民众对革命信仰的接受和坚持。这种种,都使参与这个革命和解放事业的所有的人相信,这个政权是人民的政权,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这个党是人民的党,这个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是我们每个参与者自己的事业。如此,革命可已,中国梦可已!

参考文献:

[1]刘建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关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基本提法和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06。

[2](美)埃德加•斯诺著,童乐山译《西行漫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12版,第2页。

[3](美)埃德加•斯诺著,童乐山译《西行漫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12版,第101页。

[4][6][7][8]万强.井冈山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觉践行.党史文苑,2011,02下半月,13期。

基金项目:该文系2012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课题《长征(在遵期间)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机制培育红军干部战士信仰的社会历史条件研究》(课题编号:ZSHJD1207)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