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法国传统的危险责任形态《法国民法典》以简洁著称，其侵权行为法领域为第1382—1386条这5个条文所囊括，其中四条很短且自1804年以来一直未变，[1]至今仍是法国侵权责任的“普通法”（droitcommun），也是实质规范法国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依据[2]。

简介：个人是现代＂权利＂及＂人权＂概念的首要主体,其生成和塑造进程早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中就已经启动,到近代启蒙时期获得快速推进,并在古典自然法学中获得了圆满终结。古典自然法学以其＂自然状态＂理论,全方位塑造了现代＂权利主体＂——独立自主而充满理性的个人,为＂权利＂观念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简介：制度生成视角下推进环境侵权法律救济机制建设应该坚持保守的态度，选择渐进的思路。司法层面应选择环境公益诉讼作为适当的救济途径，结合能动司法理念、尝试性司法实践有序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层面应谨慎选择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并从类型化角度选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和举证责任分配机制。

简介：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

简介：近现代宪政文明造端于英格兰。英格兰何以能率先觇知宪政的密码，走出一条崭新的治国之路？借由比较法的视野，可以发现在西欧中世纪国王被视为贵族中的一员，国王须遵守封建习惯的观念广为流传，英格兰同样受此观念的深刻影响，为国王须遵守法律提供了传统的支撑。与其他诸国不同的是，英格兰王权与贵族势力在中世纪长期保持均势，使得国王无力实施君主专制统治，在征税等问题上不得不与贵族妥协，明确划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分界，为国王须遵守法律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土壤。与此同时，“教皇革命”及“双剑论”的神学教义，以及英格兰王权与教会的“二元对立统一”，为国王须遵守法律提供了神学的理据。在权力多元的政治格局中，以限制王权为目的的“王在法下”的理念逐渐生成，并最终成为了现代宪政理念的源头。

简介：诉的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民事诉讼申诉的利益更明显。作为人的活动，同其他活动一样．总是为得到某种利益而行动。但是，是否有必要或者如何区分诉的利益和实体权利利益（民法界称之为“法益”），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它还关系到民法上起诉权和胜诉权以及是否应当有“有告必理”的法律原则的问题。西方很多国家的民法或民诉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以免法官任意以法无明文规定不予受理来拒绝民众的诉求，和避免公民动辄要求法院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滥诉行为。本文从正面论证了这些法律原则在我国现实中的重大价值。

简介：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在继受他国立法经验时过于偏重规则移植，却忽略了对制度生成背景的考量，导致立法者面临网络技术挑战时既难以根据制度生成的规律梳理出制度失灵的原因，也无法在缺乏成熟立法可供继受时做出制度转型的独立判断。因此在构建符合网络音乐利用方式的制度体系时，应以协调相关产业主体的商业模式为目标，一方面构建符合产业形态的权利内容，在音乐著作权范畴和归属设计上保证法定权利配置能发挥音乐作品最大效用，另一方面构建协调产业利益的许可机制，保证不同商业模式的产业主体得以合作共赢。

简介：自然经济不能产生至上的司法权威,独立、终局性的司法权威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内涵的平权关系及其秩序图式对司法权威提出了制度化要求,为司法权威生成提供了具有平等法律地位和维权意识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从而为司法权威确立了程序平等、裁判中立和裁判终局等价值和制度要素.

简介：当代宪法政治的理论来自于意志决断和理性论证的混合，前者通过政治过程来实施宪法载明的公意，后者通过宪法解释和审查来约束民主过程，二者构成宪法政治的正反律。这一理论逻辑的概念原点是权力和法的关系，它经过博丹的理论概括而得以现代化。通过将主权界定为立法的绝对权力，博丹确立了作为决断的主权的基本含义，通过分离和重组中世纪约束王权的习惯法，博丹确立了主权和法的新边界。加冕誓词、等级议会和高等法院等封建法内容，被重新命名为王国法，并因为其不符合绝对主权的逻辑而被否定，而有关王位继承的萨利克法和公地不能分割两项要求，被单独命名为根本法，合同、财产和征税问题被放在万民法、自然法和神法等高级法的范畴之中，构成主权权力无法逾越的界限。当代宪法政治正是这一概念体系在成文宪法语境之中的翻版。

简介：在中国当代的法治文化生成过程之中，产生了由异质性文化冲突和同质化冲突带来的诸多人文困惑与焦虑。这需要在本土国情、文化渊源及其突围路径方面探寻解决思路。这里需要理论研究中人文取向的强化，需要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历程中的人文精神的融入，需要走出既往法治乌托邦的精神窠臼，在入自身全面发展的叩问中实现精神突围。

简介：法律意识形态既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一个分支，又是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范畴，目前理论界对于法律意识形态的认知主要从本体论的层面展开，[1]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探讨该问题在理论界尚属空白。本文尝试以批判的方法论替换本体研究的视野，分析法律意识形态在分析总体性意识形态批判前提发生历史性转换的条件下，法律意识形态批判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由此揭示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系统的生成，进而密切法律意识形态批判与法治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

简介：在法经济学的视野中,永康民间票据交易市场中民间规则的生成、执行及互补呈现出与法律相异又联系的另一幅图景.从规则生成角度考察,民间规则的生成需要数量和品质两个条件,人际网络的结构对这两个条件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规则的执行角度考察,民间规则利用学习的机制在人际网络中传播,由关系专用性投资、重复博弈、声誉影响、内化性规则、互惠利他主义的惩罚机制来保证其执行;从规则与法律的关系考察,民间规则与法律应当形成互补的局面,它们至少存在熟人之间的民间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法律形成互补、法律的确定性和终局性、民间规则外部性等互补的可能性.

简介：地方法治环境生成评估指标体系是评价和衡量一定地域法治状况优劣的重要依据。基于此,以贵州省为例,建立一套合理的贵州法治环境生成评估指标体系。旨在通过法治工作的量化评估来设计我国地方法治环境生成评估指标体系。同时该指标体系设计将为推动我国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

简介：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生态补偿制度成为调节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中环境保护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制度遭遇了法治化发展的困难。为此,应以环境资源开发利用限制为分析路径,建构生态补偿制度的权利义务体系,生成生态补偿权利的法律样态及主客观判断的法律准则。生态补偿权利的利益客体是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消极行为所形成的正外部性生态效益,权利性质是发展权而不是财产权,但其与环境资源开发使用权等财产权具有衍生关系。生态补偿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权利主体必须履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资源保护义务且提供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效益。我国需要对现行生态补偿的实践范式进行完善,应当明确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主体地位,塑造生态补偿区域制、项目制的法律品格,构建生态补偿权利义务的解释体系,发挥发展权实证功能,设置生态补偿资金或市场分配机制。

简介：近代中国由官方设立或控制的管理金融市场、经理国库且控制货币发行的国家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为数极少,1905年户部设立的户部银行(大清银行)、1908年邮传部设立的交通银行的出现,以及零星金融法规的颁行,从形式意义上标志着我国近代意义的新式银行和中央银行制度在政府被动的主导下开始起步,而缺失了内生动力的这一制度生成过程也就必然会显得有些生硬乃至最终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