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进行处理,认为"陕北肃反"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使"肃反"受难幸存者继续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造成"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高干会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出台《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陕北肃反"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处理了对"肃反"负有重要责任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但是,西北高干会并未能平息当事人关于"肃反"的争论。七大后,中共中央又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重申和再次肯定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高饶事件"后,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受到冲击。随后,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结论做了修订,减轻了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在"肃反"中的个人责任。"文革"后,"陕北肃反"争论再次爆发。1983年,在"五人小组"的主持下,通过《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进一步解决了"陕北肃反"存在争议的具体问题,基本上肯定了西北高干会关于"肃反"的定性和主要结论。纵观从西北高干会到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历时近半个世纪处理"陕北肃反"的历史,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陕北肃反"相关当事人和研究者等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从总体上看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处理结论已经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与中共党内不同时期现实政治斗争,尤其和高岗问题有密切关联。
简介:1936年6月中旬,我已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很注意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报道中获悉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已到达陕北。进步学生都很高兴。我的室友新西兰研究生詹姆士·贝特兰后来写的文章中曾说到我常告诉他红军北上的消息。我的心头很自然地闪过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遐想。恰巧这时我的老朋友、热情支持和报道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加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同进步同学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
简介:李仲公,贵阳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1914年与李大钊一道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众议院首席秘书,参与《晨钟报》的创办,参加反袁、护法、护国运动。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北伐战争初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处处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参事、政协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译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烟禁问题》、《更生庐杂咏》等著作,系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有名的诗人、书法家。
简介: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糜公,自称“清懒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传》载,陈眉公自幼颖异,能文章,得到后来任首辅的同郡徐阶的器重;为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当朝宰相王锡爵曾招他与自己的儿子王衡一起读书;“文坛盟主”王世贞“亦雅重”之。可以说,如果有意仕进的话,陈眉公的确具有许多便利条件。可是,他却出人意料地在二十九岁时,焚弃儒冠,隐居昆山。顾宪成在东林讲学时,“招之,谢弗往”;朝中官员多次举荐,“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终生杜门著述,闲时与黄冠老袖登山临水,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明史》认为他“通明高迈”、“志尚高雅”,但也有人尖酸地讽刺他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蒋士锉《临川梦》)。本文拟从晚明“山人”心态这一角度切人,对陈眉公“隐逸”之举加以评析,以便通过这一典型个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晚明“山人”的人格以及作品。
简介:晁公武是南宋著名的目录学家,著述很多,但大多散佚。本文在前人辑佚的基础上,在《郡斋读书志》中辑录了晁公武的两则佚文,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辑录了《郡斋读书志》的一条佚文,总计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