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自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人类婴儿领域的研究已日益成为一个令人注目的新的崛起。对婴儿气质、早期依恋,国外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已成为婴儿个性、社会性发展研究的热点。我国近年来才开始引入和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和一些实验研究,亦有学者对依恋、亲子关系进行了探讨和考察。一些研究提出:婴儿先天气质特征(气质类型)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是影响亲子早期依恋的重要因素,然而遗憾的是就这方面系统的研究还不多,且缺乏以科学的实验研究为依据和论证。婴儿先天气质的研究迄今最早始于3个月的婴儿,更加小龄婴儿及新生儿的气质尚无人涉猎。婴儿先天气质特征对父母养育方式的影响从婴儿一出生亲子间最
简介:考察气质(意志控制、愤怒挫折、感觉寻求)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主效应,气质与教养方式(权威、专制、纵容)对烟酒使用的交互效应以及气质问的交互效应。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660名青少年为被试,匿名完成气质问卷、教养方式问卷和烟酒使用问卷。结果显示:(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后,气质对青少年烟酒使用具有预测作用,低意志控制、高愤怒挫折、高感觉寻求正向预测烟酒使用;(2)教养方式调节部分气质因素与烟酒使用的关系,具体为:权威和专制教养缓冲感觉寻求的风险作用,符合风险缓冲模型;纵容教养增强感觉寻求的风险作用,符合风险增强模型;(3)气质内部在影响青少年烟酒使用时也存在交互作用,愤怒挫折增强感觉寻求的风险作用,符合风险增强模型。因此,烟酒使用是气质与教养方式及气质间交互作用的产物。
简介:本研究以430名母亲及其婴儿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婴儿气质行为评定量表(InfantBehaviorQuestionnaires,IBQ)、养育压力量表(ParentingStressIndex,PSI)及母亲与婴儿的日常活动问卷对6个月婴儿气质、母亲的养育态度及母亲与婴儿的日常活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婴儿气质中的积极情绪与母亲-婴儿日常活动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母亲的养育态度,主要是母亲对养育困扰的评价,与亲子日常活动中的认知刺激活动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在婴儿气质、母亲的养育态度与亲子日常认知刺激活动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简介: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的关系近年来是婚姻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课题。承诺是保持婚姻的意愿,会导致婚姻中牺牲行为的产生。然而,承诺和牺牲对婚姻质量的影响至今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那么,承诺对婚姻质量影响的不一致是否是因为牺牲所起作用的不一致导致?以往研究并没有得到探讨。为此,从北京选取389对夫妻,采用夫妻独立作答的方式,对他们的婚姻承诺,牺牲行为和婚姻质量进行测查,以探讨婚姻承诺、牺牲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以及牺牲在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关系间的作用。结果发现:(1)丈夫对婚姻承诺和婚姻质量的感知显著高于妻子;并且丈夫比妻子报告有更多的“行动服务”上的牺牲行为。(2)夫妻的婚姻承诺对自身牺牲频率和婚姻质量均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妻子的婚姻承诺还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有显著预测作用。(3)丈夫的牺牲频率在丈夫婚姻承诺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同时,丈夫的牺牲频率也能显著预测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妻子的牺牲频率在本身对双方的婚姻质量均无直接或间接的预测作用。说明丈夫的牺牲行为对婚姻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简介:姻亲关系是婚姻家庭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但研究却较少涉及。本研究以选自四川及重庆城市和乡镇的341对夫妻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姻亲关系与夫妻婚姻质量间的关系,并检验姻亲冲突下伴侣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夫妻的姻亲关系普遍处于中等偏上的状态,妻子的姻亲关系问题显著多于丈夫,但受到的姻亲冲突下伴侣支持显著少于丈夫;丈夫和妻子报告的姻亲关系均能显著正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丈夫报告的姻亲关系还能显著正向预测妻子婚姻质量;妻子受到的姻亲冲突下伴侣支持在妻子报告的姻亲关系与其婚姻质量间起调节作用,高伴侣支持可以减缓姻亲关系对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
简介:采用观察法对106对新婚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录像,并采用在中国被试中经过修订的IFIRS进行编码;以即时互动满意度和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分别作为即时效应和状态效应的预测指标,检验夫妻互动行为两种效应的不同。结果发现:(1)妻子在4个互动中的消极行为均显著高于丈夫;妻子在自己的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话题中的积极卷入显著高于丈夫,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社会支持互动中显著高于丈夫。(2)就即时效应而言,妻子的消极行为在丈夫问题解决和自己的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丈夫的消极行为和积极情绪分别在自己的社会支持和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和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分别具有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3)就状态效应而言,丈夫的积极卷入在丈夫问题解决和妻子社会支持情境中均具有主客体效应,在妻子问题解决和丈夫社会支持中均具有主体效应;妻子的积极情绪在丈夫问题解决情境中具有主体效应,丈夫的积极情绪和消极行为在妻子问题解决情境中均具有客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