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正>一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宋代理学家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许多文学观点,特别是关于文道关系的观点,是与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的重道轻文思想一脉相承的。由于朱熹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为明晰,更为系统,后人对理学家文学理论的批评往往集矢于他的身上。虽然人们对朱熹自身较高的文学修养以及他评论具体作家的某些精辟见解并不一笔抹煞,但一提到他那些从总体上轻视、排斥文学的言论,就难免不以为然,甚至怒形于色了。这样,对朱熹文学理论的批评就很容易产生简单否定的倾向,而缺少细致的分析。比如说,儿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史著作都引了朱熹的下面一段话:“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并从而指责朱熹极端轻视文学。但是,为什么“文”能“从道中流出”呢?这仅仅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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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位列王佐榜五甲第九十名，因成绩不是太佳，直到三年后，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又经铨试，方授官左迪功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

简介：韩愈一生斥佛而又与佛教徒相交往的两面态度，曾引起古今不少人的争议。朱熹从儒家士人的立场出发，对韩愈的矛盾行为做了细致的分析，最终认定韩愈虽与佛教徒交往，但仍然是儒学的坚决维护者，并未信佛。以朱熹的观点为承接，结合韩愈的辟佛之举，我们可以明确韩愈维护儒学的坚决立场。

简介：《诗集传》中为数不少的以地域释风名、以地理释诗风、以地理释习俗、以地理释经济、以地理文化解讲诗意和以地域明教化、观风俗的作法，给人明晰的地域感觉。朱熹认为造成文学地域性的因素有地理、政治教化、种族传统乃至经济。他认为地域土质影响人之情性，而人之情性又影响诗歌、音乐的风格，诗歌、音乐的风格再影响到它的读者。这种解读《诗经》时的地域意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本于历史传统、时代风习与文本特性。朱熹所运用的自觉的地域分析方法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简介：心、性、情、才,将心、性、情三分,情之于性

简介：心、性、情、才,离性之情则为不善,以性为情

简介：《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中至为重要的著作，它虽不是孔子亲手所作，是孔予身后由孔予之孙子思写成，但却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中庸》的特点在于其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然而它依然是一部典型的儒家著作，它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描述世界是什么或如何，而在于指导人们怎样为人处世。

简介：在传统教育中,《诗经》一直是被作为“经学”来教学的,历来的研究者也多从“经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的,这种经学化的教育与研究使得《诗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本色,成为政治统治、道德说教的工具。其实《诗经》的本色应该是文学性的,因为它原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为什么《诗经》和《楚辞》被称为“诗骚”?为什么说《诗经》是我国文学的源头?又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以《诗经》为榜样进行文学创作?……这一切都说明《诗经》是文学作品。既然它是文学作品,既然它又一直作为经学教材在传统教育中使用着,那么它在教育上的文学性影响就一定存在,虽然这种影响不是那些塾师们有意识地进行的,但是其精美的文学形象、优美的文学语言、丰富的人文精神肯定会在学习者的朗朗诵读、吟咏品味之中感染着、熏陶着它的学习者,所以说,“客观上,《诗经》一直担负着文学教育的任务。”一、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解读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他的理学家身份决定了他的教育目的——宣扬封建教化,维护封建统治。这是朱熹从事教育的主要目的,“诗教”也不例外,他在《诗集传》的《自序》中声称《三百篇》中“人事挟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欲...

简介：《延平答问》是李侗与朱熹的论学书信,其中有许多论述是关于《论语》的,这里拾取其中对'孝'之概念的讨论,来窥见师徒二人的学术交往,考察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简介：朱熹在品评艺术作品时秉承'观乎德性'的艺术价值批评观,如他在品评书法、绘画、音乐时都脱离不了对'德性'的挖掘,强调其德性价值的一面,但其文艺批评观对南宋的影响,后世的创作主体对于'德性'修养的重视,以及对文艺作品格调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艺术批评历来受政教文化的影响,比较注重伦理道德的评价。以人论艺的艺术批评观念可谓源

简介：<正>登百丈山三里许,右俯绝壑,左控垂崖,叠石为磴十余级乃得度。山之胜,盖自此始。循磴而东,即得小涧,石梁跨于其上,皆苍藤古木,虽盛暑亭午无暑气。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

简介：朱熹是研究从经学走向文学的关键.本文以中的为例,通过对比分析朱熹与小序、毛传、郑笺在人称指向上的不同,展示了朱熹训释的特点及其突破.朱熹的治学方法在宋代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它代表着宋代治学方法对汉代治学方法的反动,开辟了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简介：朱熹的＂良知＂说是由其＂格物致知＂论生发开来的。就朱熹的＂良知＂说来看,＂良知＂乃＂出于天＂,是一种＂不待学＂而能的灵明昭觉之知。而朱熹的＂致知＂论就是在穷极事物之理的过程中,推极吾之本具之知识。而＂格物＂与＂致知＂在朱熹看来是同一个过程,＂格物致知＂即是知觉之知与物之理的映照、对应。同时,朱熹又从心性论以及人道与天道相贯通的角度来阐发其＂良知＂说以及＂致知＂说的思想理境。正是朱熹＂良知＂说以及＂致知＂论的如上理论内涵与思想特色,使得其＂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良知＂说在思想上、理论上有着鲜明的差异。

简介：公正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在西方,自柏拉图至罗尔斯,均立足于人性自私,将关于它的理论侧重于制度设计。中国的公正思想则是道德自律主义的,朱熹首创式地实现了它的心本哲理化,具体在他解释程颐以公正解释《论语》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章时。朱熹用公体正用解程子的公正,体现了其将公正哲理化;以无私心解释公字,以好恶当于理解释正字,则体现了其公正思想的心本指向。朱熹的公正思想离不开其时代土壤：邢昺、刘畅、陈祥道、郑汝谐、张栻等的对＂能好人能恶人＂章的解释已包含他公正思想的因子;程门之学则是其源头。朱熹的心本哲理化的公正思想,在元点和意义生成上由阳明所完成：元点是＂良知＂（心体）;意义生成上则是＂致良知＂（格物）。当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应是整合中西的道德自律和制度设计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