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司马迁著《史记》，在全书编纂的总体设计上，以“本纪”列在其他四种体裁之前，这一安排，突出地体现了其深邃的历史哲学和强烈的信史精神。十二本纪“包举大端”，提纲挈领记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各项大事，构成了全书的主干，其余篇章，或表，或书，或世家，或列传，都与本纪相配合，因而显示出华夏民族自文明初始至其当代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又因有本纪作为总纲，其他篇章中的记载都围绕此展开，紧密联系，因而使这部内容丰富复杂、上下贯通漫长年代的巨著，成为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再者，本纪所载，既重在凸显政治设施的得失，彰明其盛衰兴坏之理，且又以艺术性手法，刻画处于历史变局中心的君主独特的性格、襟怀，所写的西楚霸王、汉高祖，更是栩栩如生，使后代读者产生无穷的感奋和慨叹。“本纪”的又一项重要史学功能，是反映出西汉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发展和巩固，反映出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的等级制特征，因而成为时代的投影。这也是后代修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的深刻原因。

简介：彝族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彝文典籍与严谨的治史传统。在各地现存的大量彝文典籍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一种追寻万物根源的“探根”与先民足迹的“指路”现象。这种现象，是彝族群众传史、用史传统的具体体现，起到了凝聚、认识、整合、教育的重要社会功能。。

简介：姜鹏：《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其注释、订补、改写、续写之作不断出现。明代学者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订补著作。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汉景帝后元三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元年这一段历史书写中,司马光采取了史实叙述与相关评论前后颠倒、错置,并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借用、删节以凸显己意的手法,用于表达自身的施政理念。

简介：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

简介：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

简介：晁福林:《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及特点》(《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鬼、魂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鬼、魂观念在先秦时期有较大社会影响,礼仪、祭典、习俗等皆与之关系密切。鬼观念滥觞于新旧石器时代之际出现的埋葬习俗,《山海经》的时代,人们或将形态怪异而令人惊骇者称为“鬼”。

简介：罗志田：《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演变》（《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中国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在这样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史学说明韭论证着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汉代独尊儒术后，史学的功能有所变化，但仍注重记录和传承，并越柬越带有守先待后的含义。历史撰述的体制化带柬相应的约束，为野史和传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不间断的正史、相对随意的野史，以及伸缩灵动的民嗣传说，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历史知识”。这一切都因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入侵而改变，不仅史学的社会地位摇摆不定，学校和公众所关注的历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变，出现了一些带有西方特色的中国历史言靛。

简介：陈其泰：《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文史通义.原道》篇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他不作经院式探讨,而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批判性和超前性的鲜明特色。他提出历史哲学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命题：其一,＂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其二,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的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学于众人,是为圣人＂。其三,＂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诚如梁启超所言,章学诚的论述＂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简介：董欣洁：《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

简介：朱维铮：《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吴怀祺：《（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的几个特点——再论古代史学家与中国思想史》;陈其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朱政惠：《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简介：东汉贾逵以经学名家，但是他在史学上做出了贡献，曾与班固共述汉史，后人对贾氏这方面的成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简介：中国近当代史学在史家培养专业化、生计职业化及视域等方面与传统史学不同，在体例上使用章节体、论文体等书写模式来取代传统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在史文上学术论著语言使用、引文和论文格式等明显区别以往，在史功上由鉴戒史学逐渐趋向理性史学。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深入发展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多元动态新史学。

简介：《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是著名中国电影史学家丁亚平、陆弘石、高小健感念师恩而合力主持编纂的一部力作,其拳拳之情令人动容。以史为鉴,知千秋盛衰兴替;前事不忘,明万代是非得失。2015年3月16日,中国电影史学泰斗、《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之一李少白先生因病去世,他的离世让电影学界为之悲伤。2016年4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回溯了李少白先

简介：作为史学发展进程中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的新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史学史表明,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一代一代的历史学者在传承既有史学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追求新史学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对新史学的追求,是历史学者史家主体意识的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历史学者所追求的新史学,虽有明确的方向性,但一般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正是通过、并且正是在历史学者对新史学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中,史学不断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

简介：藏民族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有其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献。本世纪初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表明，至少在公元9世纪，藏族已形成其风格独具的历史编撰体系了。

简介：

简介：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义法＂说不惟裨益于后世文论,亦有助于史学关于史文与史事关系的处理。他重视校勘史籍,考订史实,指出官修之史的不足,主张＂事信而言文＂的史著编撰原则。方苞认为万物之理难尽,人事之变无穷,人类社会的一切皆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人心之所同,即天理之所在。他从＂南山集案＂中汲取教训,从心理上认同清廷统治,其史学经世亦侧重有资于治世。

简介：<正>评价《通志》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考虑。一是从怎样的角度,也就是从怎样的方位来认识这部史学名著。用“泥考据者”的考据家的眼光和“溺文辞”的词章家的尺度去审视《通志》,是看不到其中的精义。章学诚指出这一点,他是从史学的通识和“发凡起例”的卓识

简介：

简介：义理史学是一种以理学为研究史学指导思想，将天道、人事、大统、伦理、史学功能包举一端，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特色的史学流派。义理史学萌芽于宋初，发展于神哲至徽宗时期，南宋乾道八年，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序》，标志着义理史学理论完全形成。义理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经御史、以理阐史、重义轻利三个方面。义理史学对后世影响极大，逐渐从“个人行为”转变为官方尊崇的学问，成为科举制度下学者们的学问准则。义理史学历史功过应该予以客观地评价：其一，宋代理学家由经入史，建立起一整套义理史学的理论体系，组成了中国史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历史功绩不容忽视。其二，宋代义理史学没能揭示历史运动的真正规律。其三，义理史学在元明清三代成为阻碍历史研究发展的官方史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