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小说对读者有“熏”、“浸”、“刺”、“提”的作用，“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郑重的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著名作家吴趼人曾这样描绘梁启超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当时小说界的群

简介：中华法系的各种特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法系的各种特点也是在逐步形成并发展变化着的。法史学者过去对中华法系特点的静态总结较多，动态总结较少。本文选择“以礼为本特点的发展”、“家族法地位的发展”、“民族立法制度的发展”、“民间调解作用的发展”和“儒家思想影响的发展”等五个方面，对中华法系特点的发展变化略陈己见，供学界同仁参考。

简介：本文在介绍了罗伯斯比尔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后，分析了罗伯斯比尔人权观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并结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导致罗伯斯比尔人权理想和人权实践形成巨大差距的原因。本文认为造成罗伯斯比尔人权观的悲剧既与其思想中存在的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密切相关，也与那时的人权是一种人权革命后的人权和革命中的人权这一事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简介：改良与改革是同义词，洋务自强是经济体制改良，维新变法与晚清新政是政治体制改良；改良是民族发展之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改良遇到大阻碍才含爆发非常态的苹命，但革命后能迅速转入常态．的民族才是有福的民族，“永远革命”则是民族之大不幸。

简介：1999年《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由法律出版社出版，2003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年《中华法制文明史诗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十余年的研究探索中，将治学的成果汇集为三部著作。

简介：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中的“奋斗目标”和“统一战线”段落中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写入宪法文本。此举标志着“中华民族”从一个被广泛应用近百年的政治术语和学术概念正式演变成为一个宪法概念。这不仅回应了全国各族人民大融合大团结大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在规范、政治和宣誓等层面上,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治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和宪法保障。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宪法概念的“中华民族”具有团结和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目标的涵摄功能。

简介：《大清新刑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西化的刑法典，它的“新”不仅体现在采取了西方刑法的基本制度，贯穿了资产阶级刑法的基本原则等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法律背后的伦理的变化，是法律的精神革命。研究沈家本与这场伦理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沈家本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贡献以及其历史局限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性质和使命的进一步认识。

简介：<正>成人公安司法院校大专层次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应如何施教?这是有待研究解决的一个教学难题。由于这一层次的学员思想比较解放,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知尚少,对各种社会思潮缺乏独立的辨别能力;他们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定的了解,但往往以此为满足,对历史的重大关节和深层次的问题认识肤浅,对曾经流行的对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非议和责难,真假不分,甚至误假为真。同时,因为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跨度长,内容范围广,而教学时数少(我院安排50节课),如果按照课本的内容逐章逐节往下讲,就势必如走马看花、蜻蜒点水,就无法解决学员存在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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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失败原因浅析王志毅《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公布的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它以根本法的形式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

简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终结了清末的君主立宪。面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如何巩固资产阶级新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抉择这一重大问题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法治模式。

简介：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法学知识特别是宪法学知识以其特殊功能发挥着引导、诠释与促进的作用，成为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时不可或缺的因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在频繁的立宪活动中，宪法学知识不断积累和发展，呈现出与革命之前不同的形态，并在长期的演变中体现着知识的延续性与中国学术传统。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民主共和国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传统与发展道路，对于今天的宪法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执政方式的转变与进步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必然要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只有坚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才能不断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实现有效执政。推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必须以法的形式确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以及领导体制，健全科学的党的运行机制。

简介：在东亚诸国中，朝鲜与中国的法文化交流最为深远，它曾以中华法系为母法，其法制建设受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华法系能被朝鲜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在于中朝两国存在的相类似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而朝鲜从本民族的国情出发，具有创造性的立法活动与法制建设，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法系的基石，更加突出了中华法系的特点，为中华法系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

简介：对于“中华文明的未来”这样的论题，一直以来，主要是研究中华文明，特别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在讨论。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有跨文化或跨文明的大视野和比较文明的研究，对中华文明的命运，需要站在中华文明之外对之进行反观和审视。

简介：<正>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所调整的内容和范围,有些已经超出了现行宪

简介：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所制定之五部宪法性文件中，八二宪法最为特别：《共同纲领》和五四、七五、七八宪法都是革命宪法，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序言，它们均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而以革命证成统治之正当性。由此正当性论证，则确定国家了基本政治精神：继续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必定是对中国文明的革命。八二宪法则与上述四部宪法有明显不同，最重大的区别，已由该宪法序言第一段表达出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本文旨在疏解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之大义。本文从本段宪法序言中梳理出中国历史条款、中国文化条款和中华各族人民条款。这三个条款，在政治上承认了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由此，统治正当性的论证部分实现了从革命到历史连续性之转移。对中国文明的继续革命失去了正当性。这三个条款部分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精神从继续革命到文明之转换。正是这一新的宪法精神改交了权力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不再凌驾于文明之上，法律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相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顺承国民的生活，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保持开放。由此而有了人们以“改革开放”一词所描述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就其实质而言，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之复兴。从宪法技术上说，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之宪法精神，与此前宪法的短命不同，八二宪法也就具有生长之品质，而得以不断修订，始终具有效力。宪法序言第一段也敞开了中国未来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

简介：民主与独裁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80年的光辉历程中，在与反动派的独裁专制政治和传统封建思想的奋力搏战中，逐步而艰难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虽然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仍然艰难而漫长，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坚冰已打破，航道已开通，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定会自豪地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简介：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在“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强调了地方自治的价值与功能。在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针对“各省独立之事实”，在“单一制／联邦制”的框架下，论述了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必要性。梁启超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其西方渊源，主要是经日本人转手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其东方渊源，主要是古代中国的法家思想。梁启超希望借助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列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体现了一个中国式“反联邦党人”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建构皓想象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