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编纂的权力——以《论语》为例＂,我们都知道《论语》这本书虽然跟孔子有关系,但并不是他一笔一笔写成的,而是由他的弟子编纂而成的,那么这就极有可能存在着编纂者或者被记录者之间的张力问题。例如,如果你给你的朋友写传记的话,虽然你记载的东西是你朋友的事例,但是怎么去记载,所有的材料编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你编纂的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简介：“软权力”的出现是“权力”从国家领域向社会领域流散的结果，侨民和移民作为软权力资源。形成了原籍国和现籍国在非国家领域的“非零和”权力博弈。华人华侨是中国国家软权力建构的基本资源，族群特征、民族习性、文化传统、文明特性是“软权力”建构的基本常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软权力”建构的重要变量。中国国家软权力的建构是基于“中国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华人华侨的社会实践在孕育中国价值观、建构中国软权力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重新审视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改变对华人华侨“血统主义”的传统认知，并在制度设计上赢得华人社团等社会性力量的支持。

简介：＂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群众组织的代表、原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和驻地军队的代表。＂革命委员会＂的筹建以及是否得到中央的承认和支持,从而成为一个享有权威进行地方治理的国家机构,理论上取决于它能否落实＂三结合＂的方针,能否维持这三种力量在权力结构中的平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表明,这三种力量的平衡是相当脆弱的,＂造反派＂的代表从来没有真正在这种＂三结合＂体制中取得自己的地位,在经过＂军管政府＂主导的阶段后,权力回到了＂文革＂原来力图排斥和整肃的前党政官员手中。＂革命委员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为＂文革＂的失败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

简介：隋朝短祚而亡,本文拟从隋朝与山西的关系这一全新角度探析隋之兴亡。建立隋朝的杨坚,与山西渊源极深,杨氏的祖先就出自山西。在隋朝建立过程中,杨坚深谙天下安危系于并州,在篡周过程中争取到并州总管李穆归附,对消除敌对势力起了关键作用。隋开国初年,隋文帝推行宗王出镇制度,命亲信皇子出任并州总管,控制这一＂天下精兵处＂。隋炀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巡游山西,这与其控制山西的方略改变有莫大关系,第三次巡幸遭遇＂雁门之变＂,隋炀帝不得不委派干将镇御山西,其人正是日后推翻隋统治的李渊父子。山西与隋朝兴衰实有深厚渊源。

简介：18世纪，法国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面的竞争，两国在广州的敌对状态正是其在欧洲、北美和印度爆发的一系列冲突的延续。在并不安顺的通商环境下，双方亦敌亦友，既为了商业及外交上的利益你争我夺，又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不测危机而相引为援。

简介：清廷对东北长期实施封禁政策,禁止民人（主体是汉民）流入。实际情况是,尽管有制度和政策限制,仍有大批内地民人不断进入东北地区垦荒。他们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刑科题本等史料,以流民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就民人出关与清廷＂封禁＂、民人流动与旗民关系（主要是满汉关系）、民人流入与旗地流失、旗民杂居与＂理事官＂设置、商业发展与文化陶融等五个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以期就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变化,理出一条更为清晰的线索。

简介：汾河流域作为黄河流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各种类型丰富繁杂，时间序列非常完整。再到大禹治水，汾河流域创造了灿烂的三晋文化，河川中流淌着的是一部生生不息的流域文明史。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流域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性文明。水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是文明的渊薮，

简介：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设法把内亚的大部分纳入其控制之下，并把中国的领土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认为其庇护的政治技巧与它规范化的语言，及其所强调用礼物交换与礼貌表述，对解释内亚腹地以联盟形式融入帝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通过重新解释礼物交换的义务，清朝不得不加强和巩固其人际关系网的持久性，使之转变为有明确界定的统治系统。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清廷管理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王朝的早期，它是负责收集和传播与内亚首领有关的各种庇护关系的信息。在17、18世纪，它努力标准化和简化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当清朝在外藩行使更直接的控制权时，即使是在王朝后期，理藩院及其庇护的规则和原则被修改后一直保留。本文为多民族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凝聚力提供了一个解释。基于最近出版的满文和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礼物交换的诸多内涵，本研究揭示了大清皇帝自我观念的改变。

简介：“假途灭虢”事件众所周知，“唇亡齿寒”“辅车相依”典故即是由此而出。一般对该事件讨论的重点在其策略上。虞国如果明白晋国的意图，不借道，似乎就可以避免灭国的危险。但实际上晋国的目的不仅仅是灭虢，更是要控制所借之道——虞坂颠轮道。这条道路在新石器时期可能已经存在，对晋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交通价值和经济价值。

简介：借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租佃理论,本文从边际效率角度分析了唐宋时期不同市场约束条件下,不同主体选择不同租佃契约类型的经济学逻辑.唐前期均田农民具有较高抗风险能力,故倾向于选择交易成本低的定额契约,并可以承受较高的定额租.中唐以后,随着主、客户分化,平均地租水平下降.同时因主、客户抗风险能力不同,所以前者（特指乡村下户）倾向于选择定额契约,后者倾向于分成契约.这导致宋代不同地区的客户比例差异较大.

简介：唐朝与新罗合力击溃百济之后，新罗又在唐朝的援助下灭亡了宿敌高句丽，却厚颜无耻地扶助高句丽遗民对抗唐朝、起兵叛乱，图谋于驱逐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同时略取唐朝领有的全部百济故地。由此，唐朝与新罗反复冲突的结果，就是唐朝最终放弃了占领半岛的想法。这也就是所谓新罗统一半岛。本文目的在于检讨和批判与以上问题有关的唐朝与新罗两方面的史籍记录，对于其间从来未被详加审视的历史过程予以考察。

简介：清末以来,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近代康区的城镇空间布局发生较大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本土政治力量与国家力量的消长,汉式民间信仰空间被挤占和挪用,以及藏人传统宗教空间的保留。随着城镇空间布局的变化,以社会教育为主要渠道,面向城镇藏汉民众的社会生活改良举措开展起来。在官府、本土力量和各类民间组织之间关系的调和下,近代康区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特色通过公共生活中的汉藏关系充分地展现出来。

简介：西藏的政教制度经历了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主导精神世界的藏传佛教与关怀世俗世界的统治阶级互相倚重和扶持,不仅满足了统治阶级攫取政治利益的野心,而且也使各教派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影响力,从而使二者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藏传佛教特有的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以及寺庙僧伽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日臻完善,凸显了藏传佛教在群体整合、主权统一、民族融合中的政治功能,更重要的是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简介：本文首先利用满文《译编》，揭示天聪末年满洲国汗王皇太极编立八旗察哈尔的经过，以考察八旗察哈尔与八旗及外藩扎萨克旗之间的区别。接着通过分析《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所录的皇太极授予八旗察哈尔上层的世职敕书，阐明八旗察哈尔与清朝可汗之间的隶属关系。以此探讨八旗察哈尔在清朝国家政权构造中的存在地位及清朝世职制度的由来发展问题。

简介：中世纪西欧领主附庸关系是构成西欧封建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与采邑制一起构成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基本内涵。领主附庸关系是指以＂采邑＂为纽带结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附庸与领主之间不仅有身份差距,他们的关系还包含一定的契约因素。中世纪晚期,领主附庸关系的根基与内容都在发生变化,附庸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独立性增强,对领主的人身依附性减弱,甚至逐渐退化为一种象征意义,他们之间的身份等级基调褪色,契约精神强化,双方由领主与附庸的身份关系逐步向平等的契约关系发展,英格兰随之迈进现代社会。

简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执行这个政策的主要业务部门是商业部门,主要措施是对多数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这个过渡政策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使许多原来不能开工的工厂得以开工和获利。随着1956年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全面完成,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营商业对私营工业经济领导关系随之消失,原有的加工订货形式已不相适应。因此,中央在1956年提出了关于工商关系问题的各项办法,解决新形势下工商之间的矛盾。上海作为全国的工商业中心,针对不同商品门类的特殊性试点推行工商关系调整办法,提出了实践操作中的意见和建议。这次工商关系调整,对经济结构的完善具有全局性意义。

简介：面对东汉末风俗日益败坏的局面，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风俗和政治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其一，应劭首次提出以“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为宗旨的风俗观念，极大提升了人们对风俗在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认知。其二，应劭更注重对下层民众风俗和时俗的认知，使得风俗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切近现实政治，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其三，应劭提出风俗存在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进一步丰富了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也为其“辨风正俗”提供了阐释与拓展的空间。

简介：60年前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不仅为现代国际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更是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实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打开了中国对非外交的新局面;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在“和平共处”和反对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开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万隆会议所确立的万隆精神对当今的中非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简介：清末围绕立宪法、开国会而展开的“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场从帝制向宪政过渡的社会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样，它需要全社会付出时间和努力加以培育，方可使其逐渐臻于完善。但不管是各省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是作为预备国会资政院的速开国会议案讨论，都在先进国家成功的示范和本国危亡的压力下获得空前的社会认同，将上自清廷权贵下至各省士民卷入其中，并使带有激进色彩的“速开”论思潮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回顾资政院速开国会案讨论过程乃至整个国会请愿运动，除了让人振奋于中国民众空前的权利诉求之外，也不难发现运动中激进思潮的愈演愈烈，进而表现出人们对国会制度的多重误读，并由此产生诸多负面的效果。

简介：清初学者黄虞稷的著作《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之间的关系是《明史》编纂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自清人杭世骏、卢文弨起以至今日，学者们一直观点各异，莫衷一是。由於《明史·艺文志稿》的长期失传，给研究带来很多不便。我们考察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明史·艺文志》抄本，证明即为失传的黄虞稷史馆上呈稿《明史·艺文志》。又通过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明史》四一六卷中《艺文志》部分的整理，得知抄本《明史·艺文志》与《明史·艺文志稿》中的明人着述部分基本相同。在梳理这些文献的基础上，采用对二书相同内容的不同排列顺序进行比较的方法，进而对《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的关系进行重新的审视，为《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稿》底本之说提供了坚实的论证。今本《千顷堂书目》是由黄氏初稿和後人不断增饰内容组成的，是一个层层积累的作品。这样前人对《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相左的观点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同时也对近人的研究成果作了进一步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