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通过在CopelandandTaylor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引入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东道国环境质量与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进入的环境影响取决于东道国的环境管理政策类型、外资企业的部门流向与产业分布,以及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治污技术学习能力。具体而言,外资进入东道国污染密集型部门时必然会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当外资进入清洁型部门时,在环境政策外生时东道国污染变化是不确定的,在环境政策内生时污染排放则保持不变。本文研究也表明外资企业的治污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性,发现外资进入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治污技术、内资企业的治污技术学习效应都有利于抑制东道国污染排放。
简介:本文选取桂琦寒等(2006)的相对价格法测算了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并考察了市场分割程度对我国FDI溢出效应的长短期效应。经验分析发现:随着我国市场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为正的资本效应和溢出效应。其中,溢出效应又可分解为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正的制度变迁效应。负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于市场分割程度降低所引致的外资技术扩散效应尚不足以抵消掉跨国公司的市场窃取效应,而正的制度变迁效应意味着外资流入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还发现,长期内的FDI资本效应和溢出效应都要弱于外资流入初期所产生的相应效果。
简介:经济全球化及知识化的纵深发展,使得以专利保护为核心的制度构建日益成为影响跨国企业市场进入决策的重要因素。利用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东道国的专利保护强度对跨国企业市场进入方式(出口、跨国直接投资及许可生产)选择的影响及其差异,得到如下三个主要结论:(1)东道国专利保护水平的提高会增加跨国企业在其境内的经济活动,即增加对东道国的出口、跨国直接投资和许可生产;(2)专利保护对跨国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随着东道国模仿能力的增强而增大;(3)专利保护对跨国企业出口、跨国直接投资和许可生产的影响大小依次递增,且这一递增效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所有权优势、区位布局及内部化三个因素来解释。
简介:东道国市场结构,包括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需求等,是影响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绿地投资或者跨国并购)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以1980-2017年间发表的30篇英文实证研究文献为样本,运用随机效应元分析模型检验了东道国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增长率两个变量对企业选择进入该国市场方式的影响效应,以及在元回归分析中检验了东道国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制造企业或服务企业、样本数据类型等调节变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与市场需求增长率对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方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但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未来研究应该更加关注调节效应的作用和解释变量测量指标的一致性。
简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许多房地产企业纷纷在世界各国进行跨国房地产投资。文章运用国际投资理论和房地产经济学理论探讨这些公司进行国际投资时的区位选择,在丰富房地产行业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同时,在实践方面可能为我国房地产企业参与房地产行业的全球化,以及政府面对既要吸引外资、活跃对外经济贸易,又要有效监管维护经济平稳健康提供一定指导。新加坡的嘉德置地集团是东盟及亚太地区最大的跨国房地产企业,投资组合遍布世界20多个国家,尤以在东盟对话国家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国际投资为多。分析嘉德置地的投资数据与此二国的经济社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房地产企业在进行国际投资时选择东道国考虑的重点因素。
简介:高度关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选址的共识。进一步的研究需考虑营商环境的子类因素、非对称制度距离及企业投资动机差异等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OFDI)投资选址的影响。利用2003-2015年中国OFDI企业对世界上176个经济体的投资项目数据,在控制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前提下,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OFDI企业倾向于在整体营商环境更好的国家投资选址,特别是针对弱势制度国家的投资对营商环境便利度更加敏感;我国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企业选址表现出对营商环境便利度不同子类指标的"异质性偏好":资源开发型OFDI偏好办理施工许可证和保护投资者的便利度;商贸服务型OFDI偏好执行合同的便利度;当地生产型OFDI偏好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的便利度;技术研发型OFDI偏好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因此,完善我国"走出去"公共服务,开展国别营商环境评估工作,并针对不同投资动机OFDI推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有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有序成长。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放发展的重大举措。本文致力于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的影响。利用2003年到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和差分GMM方法,本文发现:第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对东道国的“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规制质量”和“法治水平”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不但能在短期内改善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还能在长期中提高制度质量的均衡水平。第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资源较丰裕国家的制度正效应更为强劲,特别是在“政府效能”、“规制质量”和“法治水平”三个领域,从而有助于资源型国家摆脱“资源诅咒”。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效应,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的绩效和发展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面对国际化进程中制度环境的巨大变迁,企业如何在东道国获取合理性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有国内外有关文献很少置身于国际背景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为此,本研究将基于制度理论,以东道国受众多元性和企业外部依赖性为调节变量,构建制度压力、合理性营销战略和国际化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42家在境外合资/合作或者在境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中国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度压力对企业合理性营销战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受众多元性和企业外部依赖性在二者之间起着调节效应;另外,企业合理性营销战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合理性营销战略研究,并为企业国际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