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毫无疑问,＂纯粹法理论＂为＂世纪法学家＂凯尔森（HansKelsen）赢得了更多的学术声誉。对此,阿列克西（RobertAlexy）的评价并不夸张：如此敏锐地捕捉到法的规范性问题,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1]。除了两版《纯粹法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以及宪法法院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制度设计,

简介：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内在逻辑发端于各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客观存在性。为了调和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政治国家便赋予国家立法以平抑社会群体矛盾冲突的功能性，因此，国家立法便具有了对有限社会资源分配的本质性。

简介：稳定是当前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经过近年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克服内外各种困难,我国在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再次提出了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如何进一步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仍然是有待深入研讨的问题。1990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国法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維护社会稳定的法律问题理论讨论会”,下面是会上的部分论文摘要。

简介：中国法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界目前主要是利用这一框架进行范例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这种范例的研究对该框架的效力进行证明，并在打通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在渐进的过程中构建起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为实现现代化法治进行论证。“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是中国法学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取得成果颇多的领域。法学界在运用这一框架时并未保持必要的警醒，对该框架的理论前提或预设很少质疑，而对于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也没有深刻的把握。站在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相关研究进行检视，并对这一框架背后的理念支撑进行分析，这或许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种可能的方向。

简介：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建设得到平稳发展；通过建立劳资对话机制，使激烈的劳资矛盾得到了较好缓解；通过健全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使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较好满足；通过二次分配及税收政策，使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得到了缩小；通过扩大民众的社会参与，使国家统治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增强；通过合理利用宗教道德教育，使公民社会生活得到有序规范。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应对社会矛盾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简介：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文本中不具有显著地位，且内容不够明确；但从体系解释而言，该原则享有不得修改的宪法基本原则的突出地位。社会国家原则产生的历史则表明，该原则具有弥补《基本法》中社会基本权利缺失的功能。但社会国家的目的以及社会国家原则保障的基本权利都必须通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具体化。联邦宪法法院在发挥社会国家原则的宪法规范功能以及确定社会国家的最低宪法标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一般与基本权利条款、基本权利限制条款以及社会国家的目标一起发挥作用，被用来为立法者设定社会权利保护义务或论证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正当性。

简介：

简介：“国家安全”概念是侦查保卫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解释；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内容又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其实质是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政治稳定。

简介：权力是一种政治资源，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授权。由于资源所固有的稀缺性，导致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分离，从而使现今的民主演变为选举精英的民主；另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使国家这一“大家长”有可能过多地干预权力。为了防止这一恶果，法治和道德因素成了限制精英权力的重要保证。

简介：由于现阶段对家庭暴力法律界定不明晰,妇联、工会等组织预防缺乏法律直接授权,加之责任规范不明确、社会救助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家庭暴力社会组织预防机制效果不彰。应当通过完善群众基层组织问责机制完善人民调节干预机制、婚姻心理医疗(咨询)预防机制、新闻媒体预防监督机制、家庭暴力的法律援助组织预防机制、妇女民间组织(NGO)干预机制、学校教育干预机制等手段予以完善。

简介：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强调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两份新时期的重要文献均专门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并把推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当前的重要目标。

简介：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治理是人在认识自然的规律和人的本性的基础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并建立和维持秩序的过程.从民主的观点来看,社会治理的最高治权应当归于人民全体.执政者所掌握的只是使用权,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一种统治,而是一种管理.好的社会治理称之为善治,而法治就是一种理想的善治.

简介：在权利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权利的实现能吸纳或者消解相当一部分社会冲突，促成一系列社会合作，使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维系并协调发展。社会冲突在伸张主体利益的同时，有利于提升权利意识；其在重划利益格局的同时，有利于创设新的权利规范。社会合作所具有的消除社会冲突、促进社会有序的功能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安全、和平、有序的社会状态有利于权利的实现。而且，社会合作为权利的实现增加了有效性。在社会合作中，行为规则的确立和行为理性的运用使行为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从而降低了行为成本，增加了权利实现的顺畅性和有效性。

简介：200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由国家商务部和教育部主办，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的“非洲国家法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研讨班”在湘潭大学举行。来自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加纳、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六国15名法律官员和学者与会。与会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宪法、刑法、民商法、劳动法、诉讼法和国际法等角度，对法律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是中非法学界首次就如此广泛的法律问题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与会代表在北京参观考察期间，湘潭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非洲法律教育与法律文化论坛”。中心主任洪永红教授还应外交部之邀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简介：一、问题缘起:为何派警抗战期间,五大高校内迁成都华西坝,据民国相关报纸可知,“一时间坝上师生骤增至5000多名……以往寂寞荒漠的华西坝,自从来了这四个大学立刻增加了活力,而且一天天走向更为繁荣之路,这应该感谢生活在这儿的两三千男女青年们”。[1]无数学者及学生的聚集,使华大变得空前热闹。[2]战争烽火岁月的艰苦挡不住陈寅恪、钱穆、梁漱溟、朱光潜等大师聚集于此地,此时华大的文、理、医牙等各学科得到空前发展。在档案馆查找当时华大繁荣的相关资料时,却无意间发现思想空前繁荣的华大校园内刑事治安案件竟频发。下表所列档案,即为抗战爆发后,当时四川省会警察局所存部分发生在华大校园内的刑事案件有关的训令、通令、指令、公函、呈文、审讯单、法院回复单、卷宗等文件。

简介：＂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是一个时期以来除经济建设外我国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实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法治＂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下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对接中国传统法律实践和文化的资源,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以建设＂法治社会＂为基础。我们应当在＂形式法治＂、＂实质法治＂、＂程序法治＂的有机结合中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现代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

简介：30多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无疑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既有的国家＂构建主义＂法治建设策略则日益显露出其诸多弊端和缺陷,并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和困境,严重制约着新时期国家法治建设战略的推进和实施。因此,需要实现从国家＂构建主义＂向国家与社会＂双向构建＂的转向,从而促进共建共享的治理秩序的形成,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

简介：对国家、人权思想变迁的基本史实与思想史进行简要梳理，论述国家义务是国家起源的孪生物，国家义务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有效途径，凡人权所在之处，即为国家义务并行之时，相关制度设计为国家义务的确立提供了可行性方案，发现国家义务形成于《大宪章》时期，确立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阐述其在近当代的发展变迁，并进一步总结出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属应有之义。

简介：首先,我先梳理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因为今天会议的主题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直接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两个基点,有时,我将其称为两只眼睛。第一只眼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讲这个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讲两句话,只讲一句话是不够的,而且,前一句话要重要于后一句话。前面一句是目的,后面一句是手段。第一句话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句话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讲,这两句话一定要连在一起讲,只讲其中任何一句都是不全面的。不能只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简介：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应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含义，以此为指导，则需从以下四方面着手：树立宪法与法律的权威；重视法律的控权作用，以权力约束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保障人权，提高其法治意识与参与意识：注重程序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