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中国需要发展以＂有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国家安全战略应追求增强的安全、相对的安全、开放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全向度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共同的安全、统筹的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持续发展和有效安全应秉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为：安全与发展共进,应对与进取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合作与反制并用,内部与外部统筹。中国需要减少应对性思维,增加进取性思维,在安全问题上学会不断转化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环境的能力。有效安全需要建立一个统筹、高效、专业、法治的国家安全体制,提升国家安全体制的执行力。有效安全的外部布局需要按照＂全向有序、内外兼修、能力相称＂的原则。通过阐述中国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宗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海外安全等十个领域的状况,实现有效安全的界定,存在问题的评估,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举措。中国要汲取美国和苏联在安全问题上的教训,两者分别在冷战后期以及九一一事件后将局部安全问题扩大化、过度化,导致国力消耗,资源分散,能力不相称,最终使得安全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要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共进与互补性,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安全发展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安全智慧。

简介：2010年以来，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以及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外部化政策的影响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日趋增强，主要南海权益争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表明，南海争端矛盾的尖锐化、问题解决机制的多边化、区域外强国介入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而美国与东盟提出的多边谈判和尽早协商通过《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短期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容易解决的争端下手，通过双边谈判首先解决某些具体争端，逐渐消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问题复杂国际因素、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必要之举。

简介：一、西部地区民族宗教特征及世纪之交全球民族宗教冲突浪潮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民族、宗教特征鲜明突出。

简介：里海沿岸五国为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里海的法律地位和水域划分、油气勘探开采权、油气输出管道走向等三个问题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各国间利益冲突难以平衡.围绕里海能源之争,美俄之间的斗争将进一步加剧.

简介：一、全球治理成为可能的几种治理因素“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逐步受到重视（罗西瑙在其著名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最早提出了“治理”的学术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主编的《全球治理》更深入地发展了全球治理的理论、领域以及制度。这一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对于“全球治理”的概念有多种解释，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反映这样一种观念：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

简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及其以何种方式参与国际体系不仅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考察新兴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模式选择、古代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以及新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引入“嵌入式发展”概念，认为中国一直并将继续以嵌入式发展的方式参与国际体系。

简介：中国经济社会的内涵式发展，国际社会组织性、“连带性”的加强，使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上传统武力崛起的道路。相反，中国对国际法（机）制的深度参与以及作为大国的“既富裕（总量意义）又贫穷（人均而言）”的混合身份使其能够成为国际制度的独特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崛起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其崛起路径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法律、世界发展事业以至国际合作与其他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法律影响。在全球化、法制化、人性化的时代，中国和平发展与普遍国际法的交互影响还表现出了重视人权、促进民主法治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共进趋势。

简介：日本稻米市场与国际米价关美宝日本因受去年夏天凉爽、多雨气候的影响，去年日本稻米生产出现了４０年来最严重的歉收，使得一直拒绝开放国内稻米市场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宣布进口大米以应急，由于日本政府决定紧急进口大量稻米，引起国际市场米价显著上涨。从日本农林水产...

简介：近些年，非洲海盗活动猖獗，不断增多的海盗袭击活动不仅干扰了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而且对全球能源安全与国际贸易构成了严重挑战。为了应对非洲海盗威胁，非洲有关国家、次地区组织等做出了艰苦努力，联合国、国际海事机构及主要大国也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是成效并不理想。在反海盗问题上，外部举措和援助必须符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才是有效选择。

简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及西方大国的殖民扩张，19世纪中期世界性的国际体系开始形成，至20世纪初，“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依靠掠夺世界领土、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伸展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世界联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①，此时形成的全球性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中国自19世纪中叶世界性国际体系开始形成之际即与之发生联系，至今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

简介：随着伊斯兰世界与美欧冲突的加剧、恐怖威胁的日益增大、中东巴以矛盾的尖锐,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文明冲突"、伊斯兰教教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伊斯兰教对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等,日益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简介：

简介：苏联解体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里海油气资源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本文试图在介绍里海油气资源国际地位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分析环里海国家和域外国家围绕里海法律地位、里海划界问题以及里海油气资源归属权、开发权的角逐。一、里海油气资源国际地位的演变历程里海地处欧亚腹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盆地和最大的内陆湖，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气资源。苏联解体前，里海沿岸只有苏联和伊朗两个国家。苏联解体后，环里海国家有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和俄罗斯。

简介：亚洲货币危机发生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发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经过日欧美三方3年的协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迈出了艰难的改革步伐。本文将对改革的三个进程和发展趋势作一评述，并从中提炼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影响国际势力组合的新因素及其外交启示。

简介：G20峰会仓促登场并匆忙机制化，直接导因是全球化背景下第一场金融危机与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衰退，但深层根源在于近10余年来尤其是最近5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各国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

简介：中国作为一支正在上升的力量，确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主导方针，对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确实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对此表示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在确定外交政策主导方针时，首要的动机还不是为了塑造国际秩序。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重要的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方面：

简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凸显,其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具有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特征。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传导机制;少数大国对于国际事务进行干涉与插手而形成的政治传导机制;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导机制;示范效应机制等。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当建立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确定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

简介：本文旨在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结合的角度分析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及其对中国在南海争端解决问题上的立场的影响，其立足点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的国际法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本文认为．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要认识到其分类分层次的特点。同时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应尽量通过以符合国际道义和通行国际规则手段来进行．而当代国际法在整体上已经与各国的国家利益大致吻合。对大国来说，国际法还是结盟、遏制和反遏制的工具，也是号召世界的道义力量。在这种认识之下，中国在南海争端解决上的立场，除运用实力外，还要注意国际法的运用，转变观念积极而有技巧性地参与国际争端解决过程。首先要加强相关问题的基础法律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问题上发展出一套符合当代国际法原则的说辞。其次可以在不接受仲裁庭管辖权的前提下，仍然派出强大法律团队参与到管辖权问题的审理过程．充分将中国的法律理据向全世界阐述，并影响仲裁庭的组成和审理。

简介：<正>一九六七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组成)是亚洲的主要国际组织之一。它的宗旨是发展东南亚国家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合作。在经济上,东盟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八十年代初,东盟成员国占天然橡胶世界出口额的百分之八十、马尼拉麻的百分之八十、热带硬木的百分之七十五、棕油的百分之六十、椰子的百分之五十。东盟国家出口的锡、石油、铜、胡椒、大米、香蕉等重要商品在世界贸易中也占显著的地位。

简介：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研究与观察国际关系法治化的绝佳素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使得涉及海洋问题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在法治化方面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但是,由于《公约》在＂精确性＂方面有待加强、在＂授权性＂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整合,《公约》内部蕴藏了碎片化的基因,这也使得各国在海洋关系法治化道路上遭遇暗礁。特别是《公约》十五部分有关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缺少制衡的情况下,更可能被滥用。缔约国都应当积极地参与到《公约》的解释实践中,使得《公约》成为真正的＂公器＂,体现最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利益,防止争端解决程序的片面利用,造成《公约》解释的碎片化和国际法治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