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法修正案（八）的公布施行，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建设和社区矫正实际工作的开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的影响角度，对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对象确定、内容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应赋予社区矫正的量刑属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包括管制犯、缓刑犯、假释犯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不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刑法修正案（八）为社区矫正的决定和执行拓展了风险评估和禁止令的内容。

简介：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简介：如何在个案中实现公正,将立法的倾向灵活及时地适用于私人与行政权力发生冲突的领域里,这就有赖于司法机构在个案的实践中裁定纷争、配置权利,从而实现对公共福利、弱势群体、私人权利的保护.司法的裁决可以起到监控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司法尽可能地促使行政权的行使纳入法治轨道约束内,减少其运行的不确定性,以促使其走上规范化、公开化的道路.鉴于中国司法的国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微妙关系,在审理案件中掣肘的因素复杂多变,因此,欲实现理想中的司法独立审判,以及对行政权的制衡,还需相关各方的更多努力.

简介：<正>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毛绍烈可以说是"安全着陆"了。32岁当上副处级领导干部,40岁任钟山县县长、县委书记,45岁已成为分管城建、国土、交通等重点领域"重权在握"的副市长,50岁时调任贺州市政协副主席,毛绍烈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但随着手中权力的逐步增大,他开始忘乎所以,沉迷在权、钱、色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最终受到党纪国法严惩。该案涉及金额1711.6万元,其中受贿金额1052.9万元,毛绍烈成为贺州市2002年12月撤地设市以来因腐败而落马的行政级别最高的官员。

简介：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所创立的“庄丰源案规则”——“1999年人大释法”仅构成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与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有效解释——引起诸多批评，并被认为挑战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实际上，这些批评意见对“庄丰源案规则”的效力及其象征意义有所误读，也不必要地强化了祖国大陆的法律传统与香港地区普通法传统之间的对立。人大释法制度作为基本法体制之下两种法律传统的连接点，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种新的法律地位，因而容许并要求其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的互动中发展出独特的法律解释模式，而这种独特的释法模式与“庄丰源案规则”是相容且相互促进的。